1992年的那个春天,深圳仙湖公园,邓小平铲土种下一棵榕树。当旁边有人向他介绍“发财树”时,邓小平接过话头:“让全国人民都种,让全国人民都发财。”
毫无疑问,中国的改革是带着强烈的忧患意识上路的。“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今天回过头来看,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的这番话,依然振聋发聩。
而当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时,邓小平的另一番话无疑引发了更多的共鸣:“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
从致力“先富”,到强调“共富”,“让全国人民都发财”,社会公平成为邓小平晚年思考最多的问题之一。因为,从社会主义中国的改革逻辑来看,“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
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划时代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改革开放之初,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燃旺全社会的发展热情,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无法逾越的历史阶段。“效率优先”的策略性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创新,最大限度地释放了一个民族的创造力,推动中国经济以每年两位数的高速增长,这才让“站起来”的中国,有了“富起来”的今天。
“当一位领导人的生涯落幕时,观众的生活已然变化,历史的道路可能也大为转变”。应当说,正是“先富起来”的历史选择题,让社会主义中国以及她的13亿人民,站到了一个可以讨论更高层次问题的新起点。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到,正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更不是社会主义。缺乏效率的公平,不可能是真公平;丢掉公平的效率,也绝不合乎正义。如果改革到最后连公平都没有了,何谈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境界,也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首要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在构想科学社会主义蓝图时,就曾这样强调。在改革开放推进30多年之后,我们对什么是公平,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这种公平,既包括结果公平,也强调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假如“寒门难出贵子”依然是人们无奈的喟叹,假如“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依然是社会潜行的规则 ,假如“知识不是力量、编制才有分量”依然是体制壁垒的注脚,假如“无机会群体”的出现、“马太效应”的产生依然难以避免,甚至愈演愈烈,我们就很难说,“公平”的核心价值得到了弘扬,社会主义的本质得到了体现。
这就是为什么,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会将纾解人们的“公平焦虑”,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作为我们推进新一轮改革的最大公约数。从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年致辞中强调“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改革出发点和落脚点,雷厉风行的反腐败反特权,推进着国家的政治平等;力度空前的户籍制度改革,促进着社会的身份平等;自我革命的简政放权,推动着市场的经济平等……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棋局中,频繁出现的“公平”,正是社会利益的平衡点,思想观念的交集点,社会情感的共鸣点。
伟人未竟的事业,是后辈政治家建立历史功业的起点。方今之时,突出公平正义的主线,是提升改革社会认同度和参与度的关键,是沟通国家上下、激发社会活力的关键,也是新一轮改革开放能否成功的关键。而这,正是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选择承担的历史使命。中共中央近日召开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上,无论是央企负责人的薪酬制度改革方案,还是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无不体现着对分配公平的高度关切,对机会公平的热切倡导。
在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中,关于恢复高考决策的历史剧情,让过来人潸然泪下。当年,这一彰显公平理念的伟大决策,让千百万青年享有了人生出彩的机会。今天,人们有理由期待,新一轮改革能够像36年前一样,凝聚亿万人心,释放改革红利,再一次激发出整个中国社会的强大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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