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停车费上涨至今已满4个月,停车费除了收归财政之外流向依然未被破解。广州有6426个咪表经营泊位,谁在经营、如何操作?收入几何、流向哪里?……本报记者调查发现诸多疑团,停车费上缴财政数据打架,源头也指向咪表公司。
套用时下一句流行语,停车费果然是“有钱任性”,钱反正收了,但具体收了多少、流向何处,也不知是真没人知道,还是有人知道却不愿说。尽管媒体追问不断,但至今没有谁能拿出一本严丝合缝、对得上数的账本来。当然,据新华社报道,停车费收入“跑冒滴漏”并非广州一城独有,北京、上海等地也有相似情况,有的城市甚至几年来一分钱也没纳入财政。说明停车费的“有钱任性”并非个案,必须找准共性问题,系统性纠偏。
首先,理念上应坚持公益性。咪表停车位占用公共路面,本就属于公共资源,即便划为停车位也是为了便民。既是公共资源,首先就要讲公益,其次才看效益。换言之,咪表停车赚不赚钱并非关键问题,而是要真正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为缓解交通拥堵加分,为公共交通建设输血。而眼下有关部门将咪表车位经营权交给社会,却对企业盈利与反哺财政间的巨大利差一问三不知,正给公共利益私人化留下了空间。按理来说,停车费上缴不足,直接受害者应是政府财政,为何一些部门反倒对此“三缄其口”,颇有“慷公共利益之慨”的嫌疑。
其次,是管理上应制度化。停车费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公益性,只有在能收进财政大盘子的前提下才能实现。一方面,是程序上的合规性,本报调查发现车位招标空档期长达3年多、3122个咪表泊位11年后却成了6426个……此类咄咄怪事恐难找到合乎情理的解释。另一方面,是管理上的科学性,比如很多市民诟病的“李鬼”停车位、收费员私下收钱等乱象,也暴露了经营方和监管方发力不足,希望借助二维码等新手段,多少能给科学管理加几分。
再次,是信息公开应透明化、常态化。前文所述的公益性要实现,管理制度化要实现,一方面当然需要审计等部门的介入。近日广州市审计局已在相关审计中发现,2家咪表公司有70条路段的咪表收费未上缴,已缴费路段的车位数少于实际经营车位数,且差异较大。审计部门已要求追缴,公众不妨静待后续;另一方面,还需要有关部门主动公开,回应舆论监督、公众监督提出的疑问,只有将停车费这笔糊涂账放在“阳光”下晒一晒,让公共讨论介入停车位招标、收费、上缴、分配的每一个环节,才能体现其公共资源的根本属性。
谁都知道公共资源是属于全社会共有的资源,但如何防止滥用、体现其“公共”本义,需要从理念、管理、信息公开上拿出点真本事。从此推而广之,车牌拍卖、户外广告招投标等涉及公共利益的行为,均应以此为戒,秉承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别让公共资源再成一笔“有钱任性”的糊涂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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