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链接】
据2010年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0-17岁农村流动儿童有2877万人。如果考虑人口增长趋势及速度,近年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数量更为庞大,为流入地城市的教育带来巨大压力。在最近上海交通大学舆情研究实验室社会调查中心公布的《中国民生调查报告(2014)》中,有49.5%的受访者认为农民工随迁子女未获得公平的教育。
2014年9月,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指出,要高度重视妥善解决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读书问题,广东是外来务工人员大省,流动人口较集中的珠三角城市,要努力让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良好教育。
【深度解析】
[问题分析]
我国学龄前随迁子女目前主要存在入园难、学费贵,且入读幼儿园以民办为主、质量堪忧的问题。在义务教育阶段,由于国家“两为主”政策的落实,总体来说,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流入地接受义务教育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但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上的不公平现象仍十分突出,具体表现为:有很大比例的随迁子女在办学条件差、师资水平低、经费投入不足、校园安全存在隐患的民办学校就读,即便进入公办学校,也存在着单独编班或者在座位上实行划块区等现象。义务教育后阶段问题则更加突出,如升学问题、高考问题等。
随迁子女受教育不公平问题不能回避,究其根源,在于制度。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体制,尤其是固化城乡二元结构的户籍制度是随迁子女受教育不公平的根本原因。可以说,户籍制度限制了人口的自由流动,强化地域约束与规制功能,将户籍与若干利益相捆绑,就衍生出了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诸多教育问题。
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不是单纯的教育问题,也绝非教育本身能解决的。它是诸多社会制度交错影响下的教育表征。我们必须正视,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中,这种不公平的教育待遇将严重影响数以千万计孩子的身心健康及其家庭福祉,同时也会对整个社会的稳定、和谐、文明、进步带来巨大影响。
[参考对策]
第一,要进一步强化政府在解决随迁子女教育问题中的主体责任,并形成教育公平的政府问责机制,以“平权”、“每一个公民利益”的政策价值观统领并推进随迁子女教育政策的有效实行。
第二,加快推动户籍制度改革,逐渐剥离户籍上的利益捆绑,形成多方通力合作机制。
第三,在异地高考政策方面,要搭建利益相关者的对话平台,形成多方参与、相互理解的异地高考决策机制。同时,对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后教育经费保障制度体系的思路要尽快明晰,这是推进相关政策实施的动力源。
第四,要保障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的质量公平,搭建包括非政府组织、社区家长的多方参与机制,发展针对随迁子女就学的新型教育机构。
第五,在整体性的教育框架中通盘考虑随迁子女的教育公平问题,考虑教育政策的联动效应。
国外经验
从世界各国的发展历史来看,现代化进程都伴随着大量的人口转移与流动,带来了社会发展和城市管理的压力。发达国家大多是通过法律政策的创新和实践来形成对流动人口及其子女教育的制度化管理。
美国推行的是“流动学生教育计划”。40多年来,这个由联邦政府强力介入并推行的政策成效显著。该法案搭建了一个确保流动儿童在跨州或跨地区迁移时免受学校课程设置、学籍、成绩标准等方面不公正待遇的制度框架。
日本是通过建立较为完备的“住民基本情况网络登记制度”来实现对流动人口居民身份的管理,从而搭建起保障自由的户籍迁徙制度。至于流动人口的子女教育,只要成绩合格、交得起学费,就可以不分地域自由择校。
欧盟主要是通过实行全面的社会融合政策来保障公民的自由流动权、自由居住权、平等就业权,及其子女在欧盟成员国内享有的平等受教育权。
另外,有些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在灵活参与应对流动人口子女教育方面也有丰富的经验,如在巴西和印度,非政府组织就经常积极参与流动儿童和城市贫民窟学校的基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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