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根据马克思的唯物辩证主义关于意识的起源和本质的原理（物质第一，意识第二），我们也不难发现，作为“意识第二”的“正义感”是不能缺乏“物质第一”的有关实质性的物质保障而赤裸裸地上阵的。证人除承担作证义务外，应当享有主要是证人费用请求权，也称经济补偿权利。证人因出庭作证必然要影响自己的劳动收入，并因为出庭而花费相应费用，如交通费、生活费、住宿费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54条第3项规定：“证人因出庭作证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由提供证人的一方当事人先行支付，由败诉一方当事人承担。”没有规定证人合理费用的范围和计算问题，更没有规定由谁来行使，明显缺乏可操作性。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理论界虽然认为应该赋予证人经济补偿权，但立法中至今仍没有明确确立。市场经济的潮流普及了人们商品意识、经济意识，也同时伴随着传统道德观念的世俗化和功利化。作为市场主体的“经济人”，以经济尺度来衡量自己行为是一个必然趋势，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证人作证和拒绝出庭作证行为的选择，实际上就是一个利益权衡的过程。如：证人如果选择作证，可能因社会正义的伸张而得到心理慰藉，但同时证人可能受到人身危险及经济利益的损失，还有对原有人际关系的破坏。趋利避害是人之天性，证人拒绝作证自然就成了明智的选择。
12.趋利避害是人之天性。证人作为自然人，是借助其感觉器官对案件事实进行感觉，有极丰富的心理。有的害怕作证会受到威胁或人身报复；有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事不关己，少惹麻烦”；有的怕耽误时间；有的因与犯罪人有较亲密关系，出于感情不愿作证；有的被金钱收买或其他利益所诱惑而拒证；有的证人与被告人或被害人有私仇，借机报复；有的证人目击有伤风化的犯罪行为，羞于启齿；有的同情犯罪人的遭遇或其家庭情况；有的证人有一定地位或身份，怕作证有失面子。上列中，证人对可能受到的威胁顾虑最大，许多人对现实生活中证人作证遭到报复的例子心有余悸，不敢冒险。事实上我国每年发生残害证人及其家属的案件并不少见，但能及时对加害者进行惩治的事例又廖廖无几，对残害证人的现象惩治不力还会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因为如果在某个案件中，发生了这类事又没有受到惩罚，消息很快会传开，其他案件的证人就会拒绝作证。
13.在绵延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一直占正统地位，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虽然存在许多优秀的东西，但也遗留下大量落后消极的文化内容。如：传统文化中的封建意识、中庸之道、隐忍退让，这些观念必然使人贱讼、耻讼，认为涉讼是道德败坏的表现。还有“和合文化”为底蕴的社会论理要求，人们以合为贵、息事宁人、祈求相安无事，进而在诉讼中形成拒证以求互不得罪，明哲保身，认为出庭“过堂问审”是不光彩的事情。中国乃是一个高度熟人化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交往中，人际关系、人情关系无疑占有重要份量。实际上每个人都身不由己的处在一个人际关系的网中，被告人与证人之间熟悉的可能性很大，人们不愿冒险地去破坏这张网，甚至有的还可能在被告“遇难”之时施以援手。另外，人们享有权利必须履行义务，不履行义务则应承担责任。权利、义务和责任是作为一个完整法律规范的必备要素，因为“如果没有规定制裁的命令，那就不会有任何法律的义务”，这里的制裁命令即法律责任。因此，证人履行作证义务应当与其作证享有的权利联系在一起，而作证义务的履行又应当与不履行义务的法律责任联系在一起。然而在我国三大诉讼法中，对证人权利的规定不明确，权利、义务和责任规定失衡。
14.美国、新加坡、德国等国家均有单独的证人保护法。除了这些单独立法外，不少国家的诉讼法都有关于证人保护的规定。除了这些国家法律和公约之外，不少国家还有专门的证人保护计划，还有一些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有专门的证人保护机构，从世界上一些法制较健全的国家来看，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制度，就是那些应出庭但不愿意出的人，法院可以发布强制出庭令，命令你必须出庭作证。如果你还不出，那么法庭就可以因此判你藐视法庭罪，或者是妨碍司法罪，这是非常厉害的。
15.1993年6月,由公安部, 中宣部委联合发起成立中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宗旨在于表彰见义勇为的英雄，募集了见义勇为基金，发放奖励抚恤，补助慰问和助学金。1966年起，基金会对全国见义勇为先进分子中牺牲及伤残人员的困难家庭实施补助。2000年，基金会启动“扶困助学”工程，为生活困难的见义勇为为先进分子家庭发送补助金，资助见义勇为英烈的子女们读书，给他们发放助学金。
16.2005年6月21日，中国青年报载文：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检察院于2004年8月实行证人保护制度，这在我国目前司法实践中尚属首创。该院在全院实施《证人保护工作规定》，将保护分为3个阶段，即侦查中的保护、起诉中保护和起诉后保护。对于因作证而将受到或已经受到严重暴力威胁伤害的证人，检察机关可以实行24小时贴身保护。除了保护证人的生命安全以外，将其财产和名誉及其近亲属—并列入保护范围。宝安区检察院成立专门的证人保护专题研究小组。小组发现，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对证人保护的规定过于笼统，只是规定公检法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但没有规定任何具体可行的保护措施，在司法实践中难以操作。特别是当证人申请保护时，公安机关和司法机关无法采取切实有效的手段，这是证人拒绝作证的法律因素。证人拒绝作证对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侦破带来重重的困难，只有可行的证人保护措施，才能提高自侦案件的侦破率。该研究小组认为，现有证人保护制度在实践中实施的效果不甚理想。比如：由于事前没有及时保护证人的人身安全，使证人的生命受到威胁、身体受到伤害甚至家人遭到打击报复；由于没有做好严格的保密措施，泄露了证人的姓名、身份，使证人受到歧视；由于没有保障证人的合法权益，使证人因作证而影响工作和人事关系；由于证人未能享有客观作证的条件，使证人在作证时受到各方面的干扰等等。研究小组认为，保护不及时，发生实际侵害时司法机关才介入，证人有被打击报复的危险，这使得保护效果大打折扣。因此，在拟定工作条例时，宝安区检察院重点研究了由事后被动保护向事前预防保护转变的问题。
17.2001年，辽宁省鞍山市国税局原公务员李文娟，实名举报该局人为少征国家巨额税款等违法和违规行为后，不仅被两次辞退工作，而且还被鞍山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及劳动教养一年。2006年3月，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报道后，李全家受到全天24小监视。国家税务总局稽查组调查后认为：李掌握的五项问题中有两项属实，其他三项部分事实存在，但问题的性质与举报信反映的不同，其中少收增值税的问题是企业延缓征收，属于违规行为。同时国家税务总局还要求辽宁省国税局应督促鞍山市国税局做好举报人的政治思想工作，并保护好举报人；同时责令举报人所在单位不得打击报复举报人。但是，实际情况是，就在李文娟举报了鞍山市国税局的问题之后，她的命运发生了一连串的变化，她被两次辞退工作；被鞍山市公安局刑事拘留，然后又被劳动教养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