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上半年四川公务员考试《申论》真题

　　7.2006年3月22日, 东方网报道:全国牙防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张某某召开记者说明会。会上有记者问：“牙防组到底是什么组织。”

　　张回答，“牙防组是卫生部领导下专家参与创建的口腔保健专业技术指导机构”。对牙防组的机构性质，张也没能给出明确的说法。但他承认这是牙防组面临的难题，升级为政府部门，难;成为民间组织也难。没想到的是，这还给了全国牙防组一个意外的好处。张某某称，因为不是法人单位，无法接受中国公益网主编李刚对牙防组提起的起诉，“起诉已经被法院退回去了”。

　　8.2007年6月8日《人民日报》摘要:在“牙防组”、“中国消协”等社会中介组织不断暴露各种问题之时，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行业协会商会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6月5日中国政府网消息)，格外引人关注。

　　《意见》指出：推进行业协会的体制机制改革，实行政会分开，行业协会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相协调。行业协会要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和章程独立自主地开展活动，解决行政化倾向严重以及依赖政府等问题。现职公务员不得在行业协会兼任领导职务，确需兼任的要严格按有关规定审批。

　　《意见》的内容所指，正是“牙防组违规认证”、“欧典地板虚假宣传”等事件背后的弊端所在。比如，中国消协与工商总局的政会难分、依托卫生部的牙防组职能的明显行政化倾向等。而弊端产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社会中介组织与政府部门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从而产生出一个难以监管的灰色地带，给滋生腐败提供了可能。

　　在高度计划经济时期，政府是“全能政府”，社会的力量是弱小的。随着改革开放后经济社会的发展，尤其国有企业的改革和私营经济的兴起，社会力量日益成长并呈多元化，而协调自身行为的需要使得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中介组织应运而生，至今已发展到近30万个。

　　同时，政府也开始了向“有限政府”、“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职能转变，部分职能转移到社会中介组织。此时，中介组织作为政府联系人民群众、市场企业的纽带，可以在反映利益诉求、提供社会服务、协调利益矛盾、实现社会良性沟通等方面起到很好的作用。

　　9.梳理一下我们的社团组织就会发现，当下诸多类似牙防组的社团组织都是挂靠在某个部门下来运作的。不是说这种路径本身存在问题，关键是一旦某个社团组织和某个权力部门挂钩，就很容易和权力部门形成一种默契关系，或者干脆就异化为“第二部门”，或者是成为权力部门的“小金库”，为部门牟取私利。权力机关的腐败还好查处，这种准机关的隐性腐败查处起来却有相当的难度。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卫生部对牙防组违规认证的处罚就带上了某种范例的意义，一方面政府要监管社团组织的正常运转，另一方面又要防止其演变成“第二部门”。

　　10.对于牙防组的“认证”，认监委态度明确：“必须是经过批准的法人单位，还要有相关的认证标准，才能进行认证。牙防组不是法人单位，也没有相关的口腔保健用品认证标准，不具备这些要素，是违规认证。”

　　那么，对于违规认证十余年的全国牙防组，认监委该负有怎样的监管职责呢?这位人士坦言：“卫生部当初成立牙防组，出了问题，属于内部事。这是‘关门打自己的孩子’，怎么打是人家的事。如果其中有贪污和违规也是监察部门的事。牙防组很特殊，我们不方便管。”

　　11.牙防组作为一个非法人组织，不能开立自己的账户。那么它那么多资金往来是怎么实现的呢?正是这个问题将牙防组的“孪生姐妹”——中国牙防基金会卷入公众视线。

　　牙防组与牙基会到底是什么关系?曾经投诉牙防组非法认证的李刚博士告诉记者：“牙防组利用基金会的账户收款，牙防组与赞助单位签订协议后，单位将赞助等款项汇入基金会账户，然后再由基金会账户转入牙防组账户。”在他看来，原本应该独立、公开的基金会账户，成了牙防组借用的平台。两者默契合作，形成“认证的不收钱，收钱的不认证”的局面。

　　据《关于全国牙防组财务收支情况的审计报告》(征求意见稿)证实，牙防组利用基金会的账户收款，牙防组与赞助单位签订协议后，单位将赞助等款项汇入基金会账户，然后再由基金会账户转入牙防组账户。

　　对此，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基金会管理处副处长马昕指出，尽管民政部门一直在探索加强对基金会的监管，但牙基会运作中确实暴露出基金会资金运用与管理问题突出。

　　记者调查发现，牙基会的人员工资及行政办公费用存在严重超支、大量挤占公益活动经费的问题。其送给民政部的2005年度工作报告书显示，基金会用于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73.42%，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总收入的17.32%。严重违反了我国基金会管理条例的规定：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总收入的70%;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

　　马昕说：“年检报告并不能反映基金会存在的全部问题。”她坦陈，由于人力和各方面的限制，对基金会的财务及公益活动状况不能进行实时监督，只是事后审计和检查。而且年度报告书中只有直接的收入和支出总数，不能清楚地反映基金会“钱从哪里来，钱到哪里去”的问题，这也给基金会留下了“打擦边球”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