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责编：wyj_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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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范文)
1. 资料中反映的职务犯罪主要表现有：玩忽职守、失职渎职，如瞒报矿难事故人数、盲目上马“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滥用职权、徇私舞弊，如向企业索要好处，放纵其违法行为，行政征收中“私帐公抵”，谋取个人或部门私利;贪污受贿、侵占公共财产，如贪污公款，收受贿赂;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如基层政府纵容黑砖窑非法用工，间接侵害劳工的人身权利。
职务犯罪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首先，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由于职务犯罪放任不合格产品、“豆腐渣”工程泛滥、黑恶势力横行，导致群众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其次，损害公共利益。少征税费、贪污、盗用公款和各种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造成公共财产的巨大损失。再次，损害党和政府形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行为，腐蚀行政权力，损害政府公信力，降低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影响政府公务的顺利执行和施政目标的实现，败坏社会风气，阻碍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
2. 简文豪局长勇于自我检讨和道歉，彰显着政府部门积极承担自身责任的正确态度，同时，也显示出建设责任政府、完善行政问责制的迫切性、必要性。政府部门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必须对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如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就要检讨和追究责任，向公众道歉。在当前我国责任型政府建设滞后的背景下，必须加快建立和完善行政责任体系、行政问责制，以制度形式规范政府部门的责任检讨和失职道歉行为，推动更多部门及其领导像简文豪局长那样积极承担起责任，促进与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增强政府的公信力，更好地适应责任政府和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要求。
3. 预防职务犯罪，必须标本兼治，从加强国家工作人员的思想道德教育入手，强化他们的责任意识、法治意识、廉洁自律意识，消除“权力寻租”的思想根源;加强制度建设，完善财务监管等预防职务犯罪的相关规章制度，全面落实行政问责制，铲除职务犯罪发生的制度土壤;健全监督机制，推行政务公开，提高政府行为的透明度，接受人大、司法机关和社会舆论的监督，保证权力阳光运行;加大对职务犯罪的惩治力度，坚持违法必究，从严量刑，震慑腐败分子，减少和遏止职务犯罪现象。
4. 参考范文
用责任和良知引导“权力的行使”
近年来，关于“权力”的话题一直萦绕在我们的耳边，人们谈论最多的莫过于“官员对权力的非法行使”。或许人们在谈论“非法行使权力”这一现象的原因时，第一个想到的常常是“制度建设不健全，监督防范不力”。但如果我们把问题的原因完全归咎于“制度层面”，笔者认为就有失公允了。
从哲学的角度看，任何事物都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我们应该看到，“官员对权力的非法行使”问题实际上也是由“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共同造成的。客观上来看，是由于机制约束不力，或缺乏“外部责任”的约束。而从主观上来看，部分官员在掌握权力后，放松个人修养的提高、进步，没有加强自律防范，丢失了原有的“天然良知”，在缺乏良知引导的情况下“误入歧途”，以致于“自绝于人民群众”，是该问题更深层次的原因。那么我们该如何构建“外部责任”体系，恢复“良知”的引导呢?笔者认为应该从“主观”和“客观”两个角度分别着手：
从主观角度看，我们要帮助官员提高“免疫力”。有关的宣传部门要以正面典型引导官员爱岗敬业，树立诚实守信、廉洁从政的权力观。加强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道德观教育，强化廉政文化建设。广州新东方戴老师认为应广泛宣传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以及相关法律法规，提高认识，积极运用典型案例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和警示教育，增强其自觉抵制“外部侵袭”的意识，筑牢思想道德防线。举办惩治贪污贿赂犯罪成果展览,形成一种强大的“警戒舆论”，努力营造一个“责任和良知”的氛围，减少问题发生的几率。
从客观角度看，我们要从多个角度构建“外部责任”体系。首先，要严格规范官员的“场外生活”。国家有关的监督部门应该完善相关的官员操守守则，规定官员只能在办公场所与他人谈论工作事宜。同时预防“后院起火”的可能性，正所谓“欲送之礼，何患无辞”，有关的监督部门还要明确规定官员不得大肆操办婚丧嫁娶生日。其次，完善群众举报制度，有关部门应通过新闻媒体广泛宣传和教育人民群众加强与权力寻租行为的斗争，并鼓励新闻媒体曝光有关的非法行为。新东方戴斌老师认为还应为群众举报创造便利条件,加大对举报人的保护措施,严格举报保密制度,对泄露举报秘密的司法人员要严肃处理。严厉打击报复举报人的违法犯罪活动,完善举报奖励制度. 明确规定奖金来源和奖励办法。最后，要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大对“非法行使权力”行为的监督和处罚力度，形成外部的“阻吓作用”。
综上所述，“外部责任”体系往往只是凭其强大的威慑力在“敢不敢”的层面上遏制各种“非法行使权力”的行为，而“良知”的引导则是在更深的层次上，即“愿不愿意”的角度遏制和消除少数官员的罪恶心理。我们需要做的不仅是让广大的干部“不敢”为之，更重要的是要教育他们“不愿”为之。可见，规范权力的行使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而“责任”的约束和“良知”的引导，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两把重要钥匙，缺一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