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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9年，一群来自深圳的普通工人成为美国《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中国工人灿烂的笑容，坚毅的目光，质朴的外表，倔强的神态，为“中国制造”贴上了光亮的标签，给处于经济低迷期的世界带来了希望。
建国之初，“咱们工人有力量”这昂扬的旋律曾伴随共和同的成长，点亮了一个时代。无论是石油开采，还是钢铁制造，各个行业都闪耀着工人的光彩，“工人老大哥”成为令人艳羡的称呼。工人成了国家和工厂的主人，这极大地激发了工人的工作热情和生产积极性。大庆的“铁人”王进喜“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忘我拼搏精神，老英雄孟泰“为鞍钢谱写的一曲自力更生的凯歌”的创业精神，激励着工人们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生产奇迹，为共和国的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随着时代的更替，社会条件发生了转变，生产方式进行了变更。改革开放早期，中国独有的劳动用工方式“农民工”出现了，他们是一批将外出务工作为副业的农村人口，农民工外出务工，一方面消化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带来的财富转移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平衡城乡差距的作用;另一方面他们以较低的劳动力成本支持着城市的工业化发展。但这种情况随着农民工群体的代际更替发生了变化，“80后”“90后”的新一代农民工客观上已经无法回到农村，他们成了新时代的“新工人”。
2.“她们太没有责任心了，上班的时候还玩手机，聊天，哪像我们呀。”陈青头一扭，提高声调对着李婉芸说，李婉芸笑了笑，不做声。
这是一条小小的商业街，有可供歇脚的长凳，时近黄昏，“70后”陈青和“90后”李婉芸在此聊着天。街外，由于植被稀少，工业园区被巨大而又沉闷的灰色笼罩，灰色的天，灰色的厂房，身着蓝色和浅灰色工装的女工们来来往往，货车和摩托车四处穿梭。这个工业区的高峰时期，曾工作和居住着8万人，但随着企业部分产能的向外转移，现在只有3万人左右了。人群的聚散，青春的过往，10年前就来到这里的陈青是目睹者，就连她自己，也是几进几出，换厂、结婚、生孩子，在生活中，她以家乡为据点，在工作中，她以这里为据点，两边穿梭，沉默又坚韧。
去年刚刚高中毕业的李婉芸是新一批的落脚者，她说她也认同陈青对她们年轻人的看法，但时代不同了，现在的选择多多啊，年轻人可没有那么好的耐性，绝大部分人的志向并不在那些单调枯燥的生产线上，不愿干了就走呗。像她这样的年轻人，如今已终成为她所在城区外来务工人员的主流。这个庞大而年轻的外来工群体的归依，正在给中国社会的发展提出越来越现实的挑战。
来自湖北荆州，现在在这个工业区一家外资企业打工的一名李姓男员工说：“我们四周是高高的围墙，还有铁丝网，戒备森严，好像监狱一样，连上厕所所都限定时间，平均一天要工作12个小时以上。”已经在广州打工7年的小王，今年25岁，也在这家厂里上班，他的话语里藏着许多无奈：“你看我们的厂房，条件好着呢。可是，一进车间，所有人就失去了名字。工人密密麻麻地坐着，工作的时候根本没空说上一句话，得死命盯着手里的活，稍微一放松，零件从你眼前滑过，钱就从你眼前溜走了，因为我们都是计件工资。最近我总是想起卓别林的经典电影《摩登时代》，有时我会想，我们是小是和电影中的夏尔洛很像?没有多少人真正关心我们!”但是，该厂的厂长助理王先生却说：“现在的年轻工人，已与他们的父辈不同，并不满足于做工挣饯。他们大多受过初中以上教育，对自由、个人尊重越来越重视，如果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马上就会跳槽。企业如果不能有一批长期忠诚的骨干，企业壮大和职工发展都很难谈得上。”
一项调查显示，当下国内仅有1%的人愿意做工人。自人评价道：“中国的工人获得了美国《时代》周刊的认同，却没有在中国获得普遍的认同。”在一些人的眼中，中国的工人，现在基本成了流水线操作者的代名词，是不需要多高技术的作业者。劳动力，不仅仅是生产要素，更是一个个有着喜怒哀乐，有着梦想和追求，有着家庭生活的活生生的人，他们不仅要安身立命，他们也要有尊严，甚至还要——抬头仰望星空。诺贝尔奖获得者、印度著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曾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在一个走向现代化的国家中，经济发展是必然的事情。相比较于经济的发展，更为重要的事情是让更多的人——尤其是普通人，能够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显然，这句话同样契合中国的实际，中国工人，需要时代的认同，需要社会的尊重，还需要有发自内心的骄傲。
3.盛昌是一家制鞋企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曾是耐克在深圳的主要代工厂，规模最大时工人达10万人之多。如今它偏居一隅，隐藏在一段年久失修的小路最深处，周围只有几处零散的小作坊。该厂安全生产负责人沈先生介绍到：“盛昌曾是横岗地区知名的企业，除了耐克，盛昌也为其他跨国公司代过工。现在耐克将代工企业逐步外迁，我们只能接到一些小品牌的零散订单，这在以前根本不会接。现在用工成本很高，熟练工的工资涨得更快。对我们来说，加薪是找死，不加薪是等死。我们现在真是有心无力了。”就连盛昌对面卖奶茶的大娘都深切地感受到了这种变化，她说：“这两年生意太难做了，一怀奶茶只卖到1块钱，在深圳这样的高消费城市，已经无法再便宜了，可是现在就是这1块钱的奶茶都不好卖了。”这样一家效益曾经很好的代工企业，现在雇员仅剩三四千人，正可谓“盛极而哀”。
“中国制造”曾经疯狂席卷全球，阿富汗人骑的自行车，越南人骑的摩托车，巴基斯坦小店里摆放的文具用品，美因人看的电视机和穿的衣服，欧洲人用的家电和玩具，都贴着“中国制造”的标签，中国一度成为了“世界工厂”。然而，中国的“世界工厂”名号只是“代工厂”的另一种说法。这些企业靠的仅是低技术含量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链。随着劳动力优势的逐渐丧失，一度曾把为世界品牌代工视为骄傲的工厂，现在不得不面临艰难维持的状态，甚至走上破产的命运。中国靠廉价劳动力优势支撑起来的工业化进程似乎陷入了某种困境。
A市是长三角经济圈中一个重要的新兴工商城市，以制造业为主体，经济发达。近年，A市的制造业一样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制约因素，过去以代工制造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如何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A市探索在向产品设计、研发和营销两头延伸的同时，实施中问分离，在现代制造业中拓展现代服务业，既助推现代制造业进一步发展，也实现了产业整体转型升级。在A市，很多企业剥离主副业，实施二三产拓展分离。比如从玩具制造企业中，拓展分离出了玩具商贸有限公司，由其专门从事市场推广、品牌塑造和商品销售。剥离后，产品研发、品牌塑造、销售可以走上专业化、社会化和市场化发展的道路，实现做强做大的目标。通过转型升级，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提升了自主创新的能力，逐渐塑造起自己的品牌，不再依附于代工模式，最终实现外资和民资、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两翼齐飞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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