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广州公务员考试《申论》真题

　　材料七：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把促进教育公平作为改善之基，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放在了非常突出的地位。2012年中央财政安排160多亿元，在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启动“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计划”和“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解决农村教育基础薄弱、经费不足和优秀教育人才缺乏的问题。在特殊人群方面加大扶持力度，修订《残疾人教育条例》，切实保障残疾人受教育的权利。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覆盖范围从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涉农专业学生进一步扩大到城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建立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制度，惠及482万名学生，占在校生总数的20%。提高中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补助标准。

　　近年来，我国建立并完善以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为主体的、其它形式医疗保险和商业健康保险为补充、覆盖城乡居民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为群众“病有所医”提供了制度保障。新农合重大疾病医疗保障机制初步建立，已有超过60万人次获得大病补偿。我国卫生总费用中，个人卫生支出比重从2002年的57.7%下降到2011年的34.9%。居民医疗卫生费用负担明显下降，困难群众看不起病问题得到缓解。

　　我国目前已建成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覆盖人口的95%以上，超过13亿人。2012年，我国养老基本实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意味着全体国民都拥有相应的养老制度安排，所有城乡居民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在由乡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三大社会养老保障构成的“制度组合”中对号入座。

　　材料八：

　　一篇关于长沙等地“穷二代”大学生职业发展的研究表明，“穷二代”大学毕业生规模庞大。根据各年度贫困大学生的数量保守推算，这一群体比例占大学生总体的30%左右。这一群体主要居住在城郊结合部、城市边缘地带和拆迁安置片区，这些地方环境、治安、服务条件差，在社区关系上一般也多游离于市民。

　　“穷二代”大学生要真正成为市民门槛很高，一般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需在市内购买商品房，但这对于80%的收入要用来维持基本生活的“穷二代”大学生来说，基本不可能。另一条途径是要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大中型企业、大中型私营企业等单位有稳定的工作、稳定的收入。目前，实现这一目标，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是一种奢望，难以逾越。

　　穷二代“大学生的职业类型多样，分布在多个行业和部门，但在高收入行业的比例仅占就业大学生总体的16.2%，52%的人在中小企业就业，还有31.8%的人没有正式工作(兼职或无业状态)，反映了该群体的就业率低，就业质量不高，职业地位较低。同时，调查显示，湖南省近三年毕业的“穷二代”大学生的平均工资显著低于该省在岗职工的平均工资。

　　高校扩招后，大学生的就业竞争很大。扩招前后数据对比表明，大学生的就业资源较为缺乏，对“穷二代”大学生的冲击更大。调查得知。“穷二代”大学生获得就业信息的主要渠道是：“通过学校获得信息”的占58.5%，“通过家庭、父母获得信息”的占10.4%，“通过人才市场获得信息”的占10.1%，“通过同学朋友获得信息”的占9.2%，“通过网络获得信息”的占7.3%，其他渠道占4.5%。这说明“穷二代”大学生就业信息的获得渠道比较单一，他们更喜欢、更信任传统的渠道，其就业主要是依靠高校的力量，主动性不够。

　　“穷二代”大学生工作后对自己的处境、职业、发展不满意，相对剥夺感和不公平感强烈，容易怨天尤人或自甘消沉，表现出努力抗争或宿命心态，特别是男生群体，比较偏激，处理矛盾时容易冲动。调查与访谈得知，未顺利就业和就业质量不高的大学生对学校、单位和社会评价较低，他们认为是社会的和制度的因素导致了自己的困境。令人意外的是，就业质量较好的穷二代毕业生对学校、单位和社会的评价也较低。

　　材料九：

　　2008年12月，温家宝总理在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会议的讲话中指出：“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本来经济社会发展了，但是他们上高职、上大学的比重却下降了。”

　　哪些障碍，垫高了农村孩子考入名校的门槛？封锁了他们努力向上攀爬的通道？知识改变了部分人的命运，可绝大多数寒门子弟还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吗？

　　在一位复旦大学招生办老师的印象中，这几年被招进复旦的寒门子弟的人数不断减少，大多数学生的父母都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与体面的社会地位。“无论是招进来的，还是从来没机会进入我们视野的年轻人，他们都在复制父辈的模样。”

　　那么，学习刻苦，成绩不错的寒门少年都去了哪儿？

　　教育学者杨东平的研究显示，农村学生主要集中在普通地方院校与专科院校。以湖北省为例，2002-2007年5年间，考取专科的农村生源比例从39%提高到62%，以军事、师范等方向为主的提前批次录取的比例亦从33%升至57%。而在重点高校，中产家庭、官员、公务员子女则是城乡无业、失业人员子女的17倍。

　　向上流动倍感艰难的不仅仅是农村少年。2004年，厦门大学教育学院课题组对全国34所高校的生源状况进行调查后发现，普通工人阶级子女考入重点高校与普通高校的比例分别减少了7.9%与5.6%。

　　杨东平对北京小升初现状的研究显示，义务教育的过程已然演变为竞争惨烈程度远胜于高考的竞技教育。“这一被大大拉长的过程从一开始就把低收入家庭排斥在外了。”杨东平说，“保送、加分、自招等高考政策又叠加了优越家庭的优势，寒门子弟拿什么和他们竞争？靠什么改变命运？”

　　杨东平对比研究了中国高考扩招前与扩招后，寒门子弟获得优质高等教育机会的变迁，数据显示，2000年后，省属地方院校新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高达六成以上，而在重点研究型大学里，农村生源比例一路走低。北京大学的农村学生比例在1980年达到顶点后一路过低，跌幅在1998年扩招后更加剧烈，眼下仅剩一成多。

　　“这意味着，中国高校扩招后，并没有增加寒门子弟向上流动的机会，”杨东平说，“相反，普通高校文凭的市场竟争力在扩招后越来越弱，寒门子弟改变命运的难度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