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2013年北京公布“三公”经费和部门预算信息单位进一步增多,并首次单独列示“大额专项资金”。截至2013年3月21日,包括市财政局、市发改委在内的88家市级预算部门均“晒”出了本部门预算和“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情况,共计公开预算总额近900亿元,其中安排“三公”预算近8亿元。相比去年,超过半数的部门“三公”预算持平或下降。88个单位共压缩“三公”经费50万余元。
今年北京市预算公共最大特点在于,要求相关部门必须同时公布“大额专项资金表格”,金额高达273亿元。据了解,目前北京市的大额专项资金支出占到全市财政支出的16%至17%,其占比和资金额度都很大。备受社会诟病的不公开、不透明的“三公”经费,过去就常放到“大额专项资金”列支。
7.美国《信息自由法案》规定,不涉及国家机密或者安全的政府信息都应该向公众公开。在美国,所公开的“三公”经费信息必须十分详细。例如,政府部门所公开的公车信息,不但包括公车的数量、支出等总体情况,还包括具体费用明细,哪些人在用车等细节。
美国的“三公”经费中,差旅费的管理较为严格。美国《联邦旅行守则》规定,公务员只有在残疾、时间紧迫或有安全风险等情况下才可乘坐头等舱。残疾情况需有医院证明且每年复查一次。如果出于无法订到经济舱等原因,则须提供各大主要航空公司的票务信息。美国国务院《报销手册》规定,公务员出行时间在14小时以内的,一般乘坐经济舱,只有出行时间在14小时以上,且第二天需要工作的公务员才可乘坐商务舱。
日本虽没有“三公”消费的概念,但要求公款全部行政经费,经费的使用情况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提交给国会和地方议会,并通过互联网对外公开。接受全民监督。
在政府经费开支方面,日本财务削减公务用车,公款宴请从简等政策。日本公会在2007年要求所有中央政府机关削减公务用车。目前,日本地方政府的公车分配给教育、总务等实际用车需求较大的部门,同时,日本政府机构举办活动时,除少数礼仪性场合外,大多数无公费宴请,活动参与者大多是吃食堂、套餐,即使有宴参活动,也会采取AA制。
在香港,政府各部门需要对各项开支做出预算,经立法会财务委员会审核表决通过后才能获得财政拨款。拨款项目多产生的政府账目,才会由审计署独立审计。并将审计报告提交立法会的账目委员会审查,防止部门多用钱款。
各部门每年都会详细统计往年“三公”经费开支,并在此基础上对来年经费做出预算。每年二月,香港财政司公布各部门草拟的财政预算案,并交给立法会财务委员会特别讨论,议员在立法会辩论财政预算案,并提出质询。各局局长要给予明确回复。如果政府“三公”经费预算数字变化太大或运作开支预算明显增加时,立法会财务委员会在辩论预算案时就会要求作出解释,最终出台的财政预算案纲目详尽、条款众多,每项预算支出都会精确到个位数字。
8.2012年中央各部门陆续向社会公开了“三公”经费支出。某报纸发表的评论文章中说:“去年,各部门的‘三公’账本甫一公开,立即成为社会热议的焦点话题。尽管公众对公开‘三公’经费这一举动颇多褒奖和肯定,但是对‘三公’经费本身也存在诸多误解和偏见,甚至有人认为‘三公’经费就是‘腐败’经费,财政预算里根本就不应该允许‘三公’经费存在。而今年,对‘三公’经费的理性讨论明显成为主流。社会公众更多地将目光投向了‘三公’经费的具体项目、各部门账本的横向比较,以及与去年公布数据的纵向比较。当公众的目光开始聚集于细节,公开‘三公’经费这一举动所蕴含的打造“阳光政府”的深意,才有了对话和沟通的基础。社会公众更加专业的解读,也给政府部门的公开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该文章中还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尽管与去年相比,政府部门的公开力度有所加强,但仍与公众的期待存在着不小差距。在各部门公开的账本中,虽然加上了一些解释和说明,但大部分公众仍有‘雾里看花’的感觉。不可否认,预决算信息属于比较专业的范畴,要做到让每一个人都能看懂,并不现实。但政府部门不能以“专业”为借口,抵挡社会公众要求透明公开的呼吁。”
9.近些年来,随着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我国财政收支规模连续迈上新台阶,财政支出涉及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服务面向千家万户。社会各界不仅关注财政收入的规模,也更加关注财政资金的使用,迫切希望政府采取有效措施管住“乱花钱”现象,确保“好钢用在刀刃上”,为公众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和服务。
实际上,关于一些政府部门“乱花钱”的报道近年来屡见不鲜:一些地方财政并不宽裕,但政府办公楼越盖越豪华,广场越修越气派;一些市政设施重复投资,“拆了建、建了拆”,折腾起来没完没了;部门办公花几千元买台平板电脑,来代替几十元一个的U盘;一块铁皮路牌写写字、喷喷漆,造价居然高达上万元……
10、国家财政部数据显示,2011年,中央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和其他单位用当年拨款开支的“三公”经费支出合计93.64亿元,其中,车辆购置及运行费59.15亿元,占“三公”经费总数的近六成。地方情况基本类似,2013年北京88家单位公开的部门预算中,公车开支是“三公”经费的最“大头”,购买车辆及运营维护开支为5.9亿元,占比74%。广东省2013年省级行政事业单位的三公经费为8.64亿元,其中,公车类开支总计月5亿元,占比近六成。在公车费用中,公车购置7316万元,公车燃料、维修等运行维护费4.27亿元。“公车费用减不下去,‘三公’经费难以得到根本控制。”长期关注公车改革的湖北省统计局叶某说。
事实上,公车的配备和使用在我国曾经被严格限制,1994年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要求部长级等一人一辆配备专车;现职部长级和副省长级干部保证工作用车或相对固定用车。在这个规定的基础上。各地方政府也出台了本地的公车配备规定。但基本思路都是公务配车,“我们赋予公车太多东西无形中增加了严控公车的难度”叶某认为,不少民企老板放着正规车牌不用,一定要花大价钱、冒着风险用军牌,这种不正常现象,折射出了公车代表的特权意识。
叶某说,从1993年广东东莞沙田镇试点公车改革之间20年来各地开展公车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实践探索各地特色。“总结、借鉴其中的成功经验,将有助于我们推动公车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制度,步出‘深水区’,触动即得利益者的‘奶酪’”。
时至今日,地方性车改已经进行了十几个试点 ,然而还是停留在试点、不少改革试点更是中途夭折,从许多首先“吃螃蟹”的城市的改革经验来看,货币化改革成为推进公车改革最主要的一种方式,这是一种相对而言阻力不是那么大的方式,货币化车改还在如火如荼的进行。温州的“拍卖公车,进程货币化补贴、远程车改”基本上沿袭了杭州的模式。这种模式的基本特点是“买改为租”,即建立服务中心,所有公务用车集中至机关公务用车服务中心,单位公务用车可向其租用,同时按级别给公务员发放车贴。
11.R教授认为,经过多个试点的长期探索,基本符合中国特色的改革模式已经浮出水面,即走货币化补贴和市场化之路。但针对货币化改革的理念和其推行过程中出现的许多举措,一些专家并不那么看好。针对实行货币改革是否真的能减少财政支出,W教授持悲观态度。“以前配备公车的主要还是上层领导,而现在补贴要发到每个公务员手里,是否真的能节省支出还有待观察。”
中央党校L 教授认为,具体到个人的货币化补贴有其弊处。“采取个人补贴可能出现公务员之间的下乡或者外出工作的相互推诿,因为谁都不想花自己的钱去做公事”。“整个公务用车运行机制都必须在阳光下进行。要有明文规定、算好每一笔账,哪些可以报销,哪些不可以;还有拍卖的对象都是哪些人,资金流向哪里必须清清楚楚。”
“豪华的标准是什么?怎样算是超标违法?目前还没有细则。但必须要有个数字的可以量化的东西来衡量。”国家行政学院Z教授说道。
2012年7月13日的一篇报道称,在近日的一次公车拍卖中,河南省某县纪委牵头、县国资局承办,公开拍卖了43辆超编公车,成交总价为39.11万元,实现国有资产增值53.2%。不少读者看到这一数字后大跌眼镜:43辆车成交总额只有39.11万元,均价不到9000元,被称为“公车卖出废铁价”,也让人质疑公车改革中的一些举措不够规范和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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