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医治未病”的启示:防治腐败
我们都知道，扁鹊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神医;但一般不知道，扁鹊兄弟三人的医术都挺高明。有一次，魏文王问扁鹊：“你们家兄弟三人，医术谁最高明?”扁鹊答道：“大哥最好，二哥次之，我最差。”魏文王不解：“那为什么你名气最大?”扁鹊解释：“我大哥治病，是治于未发之前。一般人不知道他事先能铲除病根，他的名气也就无法传出去。我二哥治病，是治病于初起之时。一般人以为他只能治些小病，所以他的名气只传于乡里。而我治病，是在病情严重之时，所以大家认为我的医术高明，名气因此传遍全国。”扁鹊阐述的“良医治未病”的哲理，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中央提出的着重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方针，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
为什么要提出从源头上防治腐败?
“只打不防，越打越忙”，这是民间流传的关于反腐败的一种朴素说法。意思是说，光知道打击，不去分析腐败产生的原因，不去从源头上采取对策进行防治，那么腐败还会一再发生，打击的工作可能会越来越忙。对于打击腐败和预防腐败的关系，我们的认识是随着反腐败实践的推进而逐步深入的。
改革开放以后，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根据当时的情况，反腐败工作重点放在“严厉打击”腐败分子和纠正不正之风上。总体来说，取得了成效，确保了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但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和部门易发多发的势头还没有得到有效遏制。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上还出现了一种错误看法，认为反腐败仅仅是惩治腐败分子，衡量反腐败工作的成效，主要看受到查处的腐败分子的人数多少。于是，反腐败工作陷入一种两难境地：如果查处的腐败分子人数较少，有人就会认为反腐败不力;如果受到惩处的腐败分子人数增多，又有人会认为越反越腐败，似乎已经到了“无官不贪”的地步。
俗话说，“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很显然，当反腐败斗争发展到一定阶段，如果我们只注意解决已经发生的具体事件，不从源头上抓起，可能一时见效，但往往是查不胜查，纠而复生。因此，反腐败的工作重心，必须向源头治理转移。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把反腐败寓于各项重要政策措施之中，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反腐败斗争的特点和规律，提出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战略方针，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5年1月，中央颁布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明确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和工作任务。近年来，胡锦涛同志在每次中央纪委全会上都反复强调，要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特别是2006年1月在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上，胡锦涛同志强调既要坚决惩治腐败，又要有效预防腐败。
从源头上防治腐败，也是对国际反腐败经验的借鉴。注重预防，是目前国际上应对腐败的普遍做法。一些国际组织提出，一个国家的廉政体系的核心，就是注重预防腐败。考察世界许多国家比较成功的做法，也大多着眼于预防。北欧一些国家腐败案发案率比较低，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国家重视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注重对公职人员和国民的廉洁教育，逐步建立了一套预防腐败的制度。
反腐败如同治病，“良医治未病”，最有效的就是要加大预防力度，像扁鹊的大哥那样，治病于未发之前;发现有苗头性问题，要像扁鹊的二哥那样，治病于初起之时。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新战略，反映了我们党对反腐倡廉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有利于推动反腐败工作向纵深发展。
如何理解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在政治领域重要的是“制权”?
近几年来，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一个大家关注和议论的话题，就是矿难频繁。2005年，共发生煤矿安全事故3306起，死亡5938人，其中死亡人数超过百人的就有4起。为什么这几年一直强调安全生产，并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矿难还是屡屡发生呢?
究其原因，就是在一些矿难背后，有权力介入的踪影。腐败从本质上讲，就是利用公共权力来牟取私利。仔细分析这些矿难的背后，权力介入的形式五花八门：有的入股办矿，有的自己办矿，有的搞权钱交易，有的庇护非法行为，有的瞒报事故、庇护事故责任者。权力的非正常介入，是矿山安全生产和清理整顿的一大障碍。2005年3月14日，黑龙江七台河桃山区某煤矿瓦斯爆炸，死亡18人，矿主竟是该区安监局副局长。正因为如此，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一位负责人指出：“腐败不除，矿无宁日。”
清代学者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在总结历代贿赂现象后，得出过一个结论，叫“贿随权集”，意思是行贿总是围绕权力进行。西方有一位哲人也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容易滥用权力。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
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就政治领域来看，关键在于“制权”，即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也要在权力的配置、制约、监督上下功夫。重点是建立科学的权力制衡机制，提高权力运行的透明度，完善监督制约权力的法律体系，形成多层次的监督网络。这些年来，我们党一直很重视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党的十六大指出：“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围绕加强对“权、钱、人”的管理，近年来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建立了相应的制度和机制。
比如，在干部人事制度上，颁行《党政领导干部任用工作条例》、《公务员法》，推行竞争上岗、常委会票决、任前公示、任职试用等措施。在司法领域，着手进行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进一步完善公开审判和检务公开制度，推行人民审判员制度和人民监督员制度。在行政审批方面，进一步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推广行政审批电子管理和监控系统，逐步建立审批公示、行为监控和责任追究等制度。在财税体制方面，全面落实“收支两条线”的规定，政府性基金和中央批准的行政性收费基本纳入了预算，中央部门实行了非税收入收缴管理制度改革，中央部门、省(区、市)及副省级城市实施了部门预算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投资体制改革稳步推进，政府投资项目公示制和代建制逐步实行。
应该说，这些改革措施实行后，效果正在逐渐显现出来。但任务还很艰巨。对于已经出台的制度和办法，关键是要制定相关落实措施，进一步细化具体规定。特别是要抓住重点环节和重点部位，进一步健全和完善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