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的价值是利用互联网技术打破原有业务中的信息不对称环节,从而实现效率重建。具体来说,过去我们受限于时间、地点、流程等信息不透明导致的高成本,“+互联网”以后就能实现在线化(24小时接入)、规模化(一点接入,全球覆盖)、去渠道化(减少流通成本)。
典型例子就是打车软件,大大提升了乘客和司机对接效率,但另一方面,出租车供给量和乘客打车需求原本就在那里,互联网只是将这种存量的效率和体验发挥到极致,因此只是“+互联网”。
“互联网+”则做到了真正的重构供需。因为非互联网与互联网跨界融合后,不只是改善了效率,而是在供给和需求两端都产生增量,从而建立新的流程和模式:供给端是“点石成金”,将原本的闲散资源充分利用;需求端则是“无中生有”,创造了原本不存在的使用消费场景。两者结合,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共享经济”。
例如专车软件,与打车软件不同,它的模式是将社会中更多的闲散车辆集中起来,成为商品资源进入商业流程,增加了供给;而乘客日常则在打车之余,多了专车的选择,需求也增加了。重构供需,因此是典型的“互联网+”。
高德也进行了“互联网+”方面的尝试:高德交通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基于高德的交通大数据云,开放我们的大数据能力,能够提供实时拥堵路段排行、历史拥堵指数对比等,并基于此提出智能躲避拥堵的出行解决方案。当这些能力与交管局、交通电台及其他各行各业合作时,就能创造出全新的供需关系。例如交通台与高德合作后,增加了避堵解决方案的新供给,而听众则收获了智能避堵的新需求。
理清“互联网+”的实质,再回过头来看总理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就会发现其中的内涵。如果还是“+互联网”的存量生意,有限资源从左手倒到右手,那还是小部分极客的游戏,绝不可能支撑起“大众”和“万众”的广度。
而“互联网+”则真正把创业的广度扩展到了三百六十行,因为互联网和非互联网的跨界融合,能够创造出更多原有模式之外的变量。未来随着互联网和非互联网融合的进一步加深,可能没有必要再区分互联网和非互联网了,所有行业最终都可以统称为“互联网+”行业。
总而言之,“互联网+”可能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代表传统互联网创业时代的结束,机会窗口已经关闭;但这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互联网+”带来的新机遇远远超过它终结的那部分,重构供需意味着创业第二春,再小的初心和梦想都能成为创新之源。
如果连上门叫起床都能成为好生意,还有什么点子是不敢想的呢?
3.在问及对市场上欣欣向荣的山寨产品有何看法时,时任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的杨学山表示,山寨产品是知识产权保护里面的一个重要内容。他说,在讨论知识产权问题的时候,始终考虑平衡两个方面的利益,一方面是知识产权的拥有者,另一方面是广大的用户。也就是说,保护知识创新,促进社会进步;使用创新的成果,也在推动着社会的进步。
杨学山表示,“山寨机”也好,其他产品也好,是属于模仿,要区分在哪一方面它侵犯了知识产权,在哪方面又没有侵犯知识产权。不能简单地说生产“山寨产品”,就对这个企业或者对这种产品说Yes或者No。如果说它使用了别人的知识产权,那么应该给拥有这个知识产权的制造商或者专利权人支付相应的费用。如果说这个模仿没有侵犯到专利权人所声称的权利保护的对象,那么我们还是支持这样的生产,因为模仿也是一种创新,也是一种发展。这也是我们看待“山寨”现象的一个基本原则。
但他强调,作为制造业的主管部门,会配合知识产权和其他的管理部门,对于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要坚决、毫不手软地打击。
4.伦敦作为世界的金融中心之一,在国际贸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近年来,伦敦的金融服务业也出现了衰退,而创新与产业结构多样化为这个城市带来了新的发展。特别是创意产业的飞速发展为伦敦市经济带来了新的生机。
伦敦创新战略的总体目标是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把伦敦建设成为世界领先的知识经济实体。它主要采取以下措施来提升城市的创新能力:建立了一个“知识天使”创新指导网络,组织富有中小企业经验,尤其是富有开发新产品、新工艺和新服务指导经验的个人,将创新产品、创新工艺和创新服务的理念提供给中小企业。知识是创新理念、创新产品的基础。基于自身拥有众多的名校、科研机构、智库机构,伦敦不断推动知识在大学、科研院所、商业企业之间的转移,进而提高伦敦商业企业创新的竞争力、可持续能力。伦敦通过大力发展和提高城市创新品牌,并向各种机构宣传、沟通城市创新战略目标和愿景,来提升市民创新意识,营造创新文化。
波士顿有370多年历史,其科技创新水平在美国首屈一指。对波士顿来说,有三大优势支撑着城市创新的发展。
波士顿拥有35所大学,其中包括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等世界一流大学。研究表明,波士顿的八个研究型大学仅在2001年就为该地区经济贡献了740亿美元,为48750名大学教员和其他3700名各类人才提供了工作机会。此外,波士顿拥有高度密集的创新人才资源,年轻人和受过高等教育人群比例位于全美国前列。波士顿的技术变革和文明随着新一轮移民潮的开始,数百年来始终站在技术与文明变革的最前沿。在科学研究方面,几百年间波士顿推进了许多生命科学等方面的前瞻研究,取得多项突破,屹立于美国科技发展潮头。此外,长期以来,波士顿形成了一种鼓励创新和自由思考的创新文化和社会氛围。在法律环境方面,波士顿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通过对其知识产权在全球范围内实施保护,为企业和个人营造了良好的创新环境。在基础设施方面,波士顿拥有美国第一个停车场和地铁网络,并且形成了有波士顿特色的创新产业集群。
5.似乎没有人比李克强更执着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双创”)这8个字了。这位总理,在过去的一年多里,在各种场合,曾反反复复地谈及“双创”。
总理为什么如此关心“双创”?对于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来说,“双创”具有刺激经济引擎之功能。在民间的创业、市场的创新过程中,中国经济会获得发展的新动力。
“双创”的发展之道,对于面临下行压力的中国经济而言,确实颇有现实意义。对于中国经济的前景,国内外皆有悲观的声音。这种悲观情绪一方面缺少理论与事实基础,另一方面从提振经济的角度看,也无济于事。而“双创”却是悲观景象里的一抹亮色,它是建设性的,追求的是中国经济未来的勃勃生机。
围绕着“双创”的发展之道,背后有一整套的政策系统与改革呼应。从简政放权到减轻税负,从反垄断到政策激励,中央政府意图明晰,就是要给“双创”一个好的环境。倘若税负沉重、体制束缚多多,即便民间有心创业、创新,也很有可能难以起步,更难以坚持。
“双创”的意义,其实并不只在于发展之道,还有公平之道。正如李克强在某次记者会上所说的,推动“双创”,就是要让更多的人富起来,让更多的人实现人生价值。“双创”,特别是创业,是无数人可以选择的人生成长路径。
美国硅谷车库里的创业传奇国人耳熟能详。在大洋对岸那个推崇创业、创新的国度里,“灰姑娘”的故事在商业领域频频出现。很多寒门子弟通过创业,实现了事业的梦想,也获得了财务自由。在一个鼓励创业的社会氛围里,创业让更多年轻人,尤其是贫困家庭的孩子拥有更多的上升通道。
在今天的中国,类似的创业成长故事也不少见。在工业经济时代,很多人凭借着勤奋与创业精神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今天作为中坚力量的企业家群体中,白手起家的成功创业者并不在少数。到了后工业经济时代,尤其是互联网经济浪潮里,不少勇敢的年轻创业者投身其中,也已经制造出了许多绚丽的财富传奇。不少活跃在互联网领域的企业家,皆是平民出身,没有“富二代”的背景,没有来自官场的依靠,唯依靠自己的智慧与奋斗,成长为一个时代中的标杆人物。这是真真切切的“中国梦”。梦想属于每一个人,且更多地属于年轻人。
在社会学意义上,今天中国社会的上升通道并不完全畅通,这背后有很多的原因。而要打通上升通道,得依靠方方面面的努力,比如提升教育公平的水平。除此之外,鼓励年轻人创业,也是一条路径。大量的年轻人勇于追梦,成就创业梦想,在宏观意义上可为中国经济增添动力,也有助于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促进社会公平,在微观意义上,则是为个人延展价值实现之路。
智慧在民间,能量在民间。寻常人中,同样蕴藏着无穷的创造力。当千千万万个市场细胞活跃起来,必将汇聚成发展的巨大动能。一个社会的公平之道,也会因此得到清晰的体现。
6.埃德蒙·费尔普斯在200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近些年来都在考虑“大众创新”和国家繁荣的关系。通过在中国的商学院里讲授自己的见解,费尔普斯希望能见证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打造。在其新书《大繁荣》中文版面世之时,这位年届80的老人接受了《财经国家周刊》的专访,想给中国的年轻人鼓鼓劲,重振创新激情和改革的时代精神。
问题:“创新”一词往往暗示着尖端,需要国家给予特殊人才以特殊政策。“大众创新”这一提法想指出什么不同?
埃德蒙·费尔普斯:真正的创新并非源于少数精英和自上而下的推动,而是一个基于大众的、草根的、自下而上的全民创造进程。大多数创新并不是孤独梦想家所带来的,也不是简单的新发明,而是商业模式和制度的创新,它由千百万普通人共同推动,他们有权利自由地构思、开发和推广新产品与新工艺,或对现状进行改进。正是这种草根大众参与的创新带来了经济社会的繁荣兴盛——物质条件的改善加上广义的“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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