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可以是一块普通的香皂,也可以是北京闹市区的一套住房……公务员、国家企事业单位的“隐性福利”,近年来屡次出现在公众视野,每一次都会引起广泛的关注或质疑。比如位于北京闹市区、仅为市场价1/8的央企福利房,每月倒给500元话费的内部手机号,每年获财政补贴数千万元的机关幼儿园等等。(8月14日《中国经济周刊》)
两年前,《人民日报》就曾报道了一个实例:在一家国有金融机构总部担任部门经理的王女士感叹,隐性福利高得不符合国情,其中包括每年5万元左右的养老保险,含社会保险和企业年金;每年7万多元的住房补贴和公积金;每月的车费补贴和汽油补贴2000元;每年报销社保以外的各种保健医药费单据5000元;图书卡、旅游费约2万元。这还不包括已经享受的两大福利,一是住房,公司分给她一套100多平方米的福利房;二是子女就业,她的女儿大学毕业后,也在金融行业工作。
如此高的隐性福利,连当事人都觉得不踏实,怎么不让人产生羡慕嫉妒恨?除垄断企业外,有的发达地区发放公务员津补贴失序,名目混乱多达300项。正因为如此,造成了我国国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隐性福利泛滥成灾,折射出的本质问题是收入分配已到了“必须改、尽早改”的地步了。可是,从2004年算起,收入分配改革“空当滑行”,已整整八载了。收入分配方案出台时间不断被搁浅,这里面既有改革复杂的因素,更有既得利益的阻挠。
鉴于隐性福利治理的复杂性,一方面国家层面应抓紧出台《国有企业以及机关事业单位津补贴方案》,将垄断企业、公务员、机关事业单位的各种福利补贴,作出详细清晰的规定;另一方面必须加强补贴公开透明化,便于公众监督;同时,加大违规处罚力度,凡违背政策规定的隐性补贴,不仅要全部收回,而且也处理责任人。
当然,调整收入分配关系,不仅局限于规范隐性福利,惟有在制度层面进行变革,通过国家减税、企业让利、提高劳动者所得,包括严格落实法律法规,才能真正实现各方面利益分配结构趋于公平合理。值得期望的是,收入分配方案有望在年底面世,倘若通过顶层制度设计以及强有力的执行,不但能熨平社会不同阶层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也有利于内需的内生性扩张,提升经济增长的福利效应,更有助于国民经济稳增长目标的顺利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