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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政治：延迟退休似乎势在必行，但关于退休年龄的每次表态都会引发热议。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尹成基7月25日在回答《经济参考报》记者关于延迟退休年龄的问题时表示，关于退休政策，人社部仍然在关注专家和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将认真研究，充分论证，慎重决策。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速，政府主管部门提出提高法定退休年龄的改革意向，当属意料之中。近期有专家通过测算得出，对于不同的就业群体而言，最优退休年龄差异很大，但对城镇就业人员整体而言，最优退休年龄为64.14岁。专家认为，在延迟退休的大背景下，分析不同群体的退休年龄选择，并针对每个阶层设计相应的法定退休年龄，是我国调整法定退休年龄的一个政策选项。
测算
64.14岁退休最优?
“作为一项重要的、关系每个人切身利益的重大政策，一定要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认真研究，充分论证，慎重决策。”尹成基表示，延迟退休政策关系到我国人口结构、代际关系以及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情况、总体就业状况、职工和居民收入状况等，要综合考虑这些因素来选择政策实施的时机。
事实上，随着政府主管部门不断透露提高法定退休年龄的改革意向，学术界对延长退休的研究也在持续进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保障实验室日前的一份工作论文提出，经过数学模型计算发现，虽然不同就业群体最优退休年龄差异很大，但对城镇就业人员整体而言，最优退休年龄为64.14岁，这个数值可以作为我国调整标准退休年龄的参考值。
这一观点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保障实验室特约研究员孙永勇等人提出。具体而言，最佳退休年龄与参加工作年龄、退休年龄、死亡年龄、名义利率、退休前死亡概率、个人效用之间存在函数关系。假设每个劳动者都在个人效用最大化的前提下选择适合自己的退休年龄，就可以计算出相应的退休年龄区间。
根据公开数据推算，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预期寿命将达到78.64岁。经过加权可以得到2010年城镇就业人员平均参加工作年龄大约为18岁。名义利率假设为4.41%。通过模型计算可知，在个人效用最大值处，退休年龄与参加工作年龄、死亡年龄、名义利率之间的函数关系，将上述三个数据代入到公式中计算，得出最优退休年龄为64.14岁。
目前，我国现行法定退休年龄一般为60岁，明显低于这一模型计算的一般状态下的大多群体的最优退休年龄。这表明，延迟退休年龄似乎应该成为一种趋势。“对于不同群体而言，最优退休年龄差异很大。不过，即使剔除这一因素，也可以从这个角度证明我国目前应该把法定标准退休年龄提高到64岁，并在将来进一步提高到65岁。”孙永勇表示。
立场
不同群体间态度差异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整个社会对退休年龄的看法与选择呈现出明显的社会分层特征，即不同的社会群体的立场和选择存在显著差异。
上述论文将城镇就业人员大致划分为“权力阶层、技术阶层和一般阶层”。一般阶层指的是处于社会中下层的群体，没有良好的技术或专门知识，主要依靠简单劳动获得较低的劳动报酬，受就业能力和工作风险所限，如果养老保障制度能够提供不错的养老金待遇，这部分人群一般会选择较早退休。技术阶层指的是自身掌握有专门知识或技术的人群，比如医务人员、工程师等等。这个群体大多也会选择较早退休，因为只要身体健康，收益最大化的一个可能选择是一边领取退休金，一边再找一份工作获取工资收入。权力阶层指的是掌握资源，能够制定政策或者具有一定的决策权的人群。考虑到权力、收入和声望等因素，这部分人群支持延迟退休也就在情理之中。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表示，中国规定女性干部55岁要退休，如果从二十多岁开始工作算，工作了三十年后即告退休“可人生后半程还有三十年，这三十年里不工作也是让人很难受的。”
但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所秘书长唐钧认为，制定延迟退休政策不能简单地跟欧美国家比较“因为阶层结构不一样。欧美社会以白领为主。当今中国的阶层结构正好相反，70%是蓝领，只有20%多一点是白领。这就意味着，在中国大多数人是反对推迟退休年龄的。”唐钧说:“在当今中国，女的到40岁以上，男的到50岁以上，大多数人就找不到稳定的工作了。再推迟到65岁难以接受。”
影响
延迟退休是把双刃剑
事实上，处于不同背景下的社会大众会基于各自利益对这一改革持有截然不同的立场。即使是在学术界，对这个问题也有不同的声音。
首先，提高法定退休年龄被认为是缓解养老金困境的主要方案。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认为，在现收现付的养老金制度里替代率、缴费率和退休年龄这三个可变量中，延长退休年龄是弥补养老金缺口的最佳办法。我国目前的法定退休年龄偏低，威胁到制度长期的财务可持续性和支付能力，需要提高法定退休年龄来对我国养老金制度中的各项参数进行调整。郑秉文测算，我国退休年龄每延迟一年，养老统筹基金可增长40亿元，减支160亿元，减缓基金缺口200亿元。
不过，从实践情况来看，延迟退休的效果未必会如预期般乐观。2010年10月，上海市参加城镇养老保险的企业职工可以柔性延迟退休年龄。虽然三年来上海一直没有公布过对延迟退休政策效果的评估，但上海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征缴收入一直低于支出却是事实。根据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研究团队的测算，养老金缺口逐年扩大态势明显，包括缴纳率、在户籍和外来人口中的覆盖率等现有状况不变的情况下，到2020年，上海可能会面临831亿元的养老金缺口。
在反对延迟退休的呼声中，政策实施对就业形成的压力是最大的担心。有专家认为，提高法定退休年龄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比较严重“因为大学生的就业取向主要偏向于正规部门，延迟退休年龄会导致正规部门人员更新变慢，大学生进入正规部门系统会很难。”
其次，我国当前还处在人口红利时期，活跃的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让这些处于黄金时期的劳动力就业对社会经济发展有巨大推动作用，延迟退休年龄会将这种劳动力的优势转化为一种就业负担，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不利。
而这一问题在我国经济正处于减速下行的背景下尤其明显。多家研究机构估算，G D P每下降1个百分点，减少就业大约在100万人，然而我国经济增速已经从10%左右下降到7%左右，意味着每年将减少就业300万人左右：“一边是经济增速下滑，一边是延迟退休，等于每年将吃掉900万人口的就业岗位。”
建议
退休制度不要“一刀切”
虽然目前主张延迟退休的观点与反对声音形成了对比甚至碰撞，但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速，政府主管部门提出提高法定退休年龄的改革意向当属意料之中。对此有专家指出，在延迟退休这个大背景下，要考虑提高退休年龄对不同人群的影响，明确政府在制度转型过程中的责任，根据不同社会阶层对退休年龄的选择制定一套弹性退休政策，解决好不同群体的公平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研究员蔡昉表示，退休制度不要“一刀切”，应该充分利用一部分高技能、高素质人员的人力资本存量，同时，也要保护受教育不够的普通劳动者。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郑功成也提出，延迟退休年龄应尽可能兼顾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并与劳动力的供求变化、社会保险制度的完善以及相关就业政策、收入分配改革协同推进;小步渐进地延迟退休年龄再加上弹性退休制恐怕是比较理性的解决方案。
孙永勇提出，不同社会群体基于个人效用最大化对退休年龄有不同的选择和意愿，因此有必要针对各个阶层、根据具体实际情况设计出相应的法定退休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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