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众对进口奶粉的信心几近“迷信”的时候,新西兰恒天然乳品含肉毒杆菌事件使这种信任遭遇空前危机。甚至有人评论:这是三聚氰胺事件以来最大的奶粉危机。
实际上,这个肉毒杆菌事件,不管是在性质、处理和后果上,跟三聚氰胺事件都有质的区别。
首先,三聚氰胺是故意添加非食品成分,是典型的“非法生产”。不管添加物是否有害,或者是否造成伤害,这本身已经是重罪。而新西兰恒天然乳品感染肉毒杆菌事件,是一个典型的“生产事故”。这种事故,是生产者也极力避免的。只是因为疏忽或者其他原因,生产流程控制上出了问题,才导致了事故的出现。前者,非法生产会给企业带来非法利润;而后者,事故出现了,生产者损失惨重。
其次,从处理过程来看,三聚氰胺事件是大批孩子受害之后,从外部对企业进行的处理。甚至在开始发现有孩子受害时,企业还采用了种种“花钱封口”的手段,并没有认真对待问题。而肉毒杆菌事件,在厂家发现问题之后,主动向政府报告,并且开始了全球召回。虽然,新西兰政府对于发现问题之后两天才报告很生气,但毕竟他们是自己报告了,而且开始了补救措施。
第三,从结果上看,三聚氰胺事件造成了世界范围内,几十年来罕见的因为食品出现的大规模伤害事故。在一个正常的商业社会里,是不应该出现的。而肉毒杆菌事件,并没有报告一起伤害事故。声势浩大的全球召回,是一种预防性的措施。在国外,各种各样原因导致的这种召回极为常见,在美国FDA的网站上几乎每周都能看到。
每当食品事故出现,就总有一批人吵着“加强立法”“加强监管”——这固然没有什么不对,但是,安全食品是生产出来的,法规只是最后的一道防线——这道防线只对守法者有约束力,而即便没有这道防线,生产者也必须生产安全食品。比如奶粉中的三聚氰胺,根本不存在“没有立法”的问题——作为非法添加物,加了就是犯罪,并不需要什么“国家标准”来作为处罚依据。而肉毒杆菌,世界各国在奶粉中都没有指定标准。这是因为它只是众多致病细菌中的一种,在奶粉中极为罕见。如果要给为它指定标准,那么比它更容易出现的其他细菌就更需要指定标准。
每多一项标准,就要多一项检测,就要增加一部分成本——把食品安全寄托在为“所有可能”的污染指定标准并且检测,完全没有现实操作性。有时候为了回应民意,主管部门不得不制定一些没有必要的标准——归根结底,算是由公众为自己的“心理需求”来买单。
其实,安全的食品更需要由良好的生产规范来保证。科学合理的做法是:找出生产流程每个环节中容易出问题的地方,指定标准并且进行监测。对那些不那么容易出问题的指标(虽然不是“绝对不会出问题”),则通过严格规范的操作流程来保证。比如说,奶粉生产流程中,原材料应该满足什么样的标准,每一步加工流程需要进行什么样的消毒、维护与操作——只要严格执行了这些流程控制,就可以保障安全。
对公众来说,学习“如何处理肉毒杆菌污染的奶粉”并没有多大意义。正确的做法是:对照自己的奶粉是否在召回名单中,如果在,就去退货或者换货;如果不在,可以等等看看是否会还会进一步扩大召回范围。现代大规模食品生产流通里,对于“可追溯”有很高的要求,一旦开始召回,在很短时间内就可以确定哪些批次在召回范围内——而不在召回范围内的,就跟以前的合格产品无区别。
中国社会还不习惯食品召回,对食品召回的企业往往觉得应置之死地而后快。在这种社会心理下,主动报道主动召回是死,隐瞒欺骗被发现了也是死,企业自然倾向于选择铤而走险置之死地而后生——这样的结果就是,要么“没有出事”,一旦“出事”那就是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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