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政治:在2013年诺贝尔奖北京论坛上,2006年度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菲尔普斯说,“很多受教育程度良好的年轻人,都挤着想去做公务员,这是一种严重的浪费。”他说,“我们希望看到聪明的年轻人对妈妈说:妈,我去西部、去南部、去北部开公司去了!”“当然,每个国家都需要公务员,但政府机构不是给年轻人的,这是低估了他们的能力,是大材小用,也浪费了社会花在他们身上的教育成本。”菲尔普斯认为。(《新京报》9月12日)
年轻人争当公务员是一种“严重浪费”,对于一个有活力的社会而言,这近乎常识。因为,社会财富只能来自于创造而不是分配,而公务员不属于直接创造财富的环节。最有创业激情也最有创新精神,同时还最有年龄优势对抗失败风险的,当属年轻人无疑;当年轻人集体寻求所谓的稳定和安逸,社会活力就不可能真正被激发出来,各领域的创新精神也不可能真正得到释放。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对我国年轻人的忠告,其实只是重复常识。
只不过,上述忠告更多是基于宏观的集体理性,那具体到特定情境下的个体,在我们的“特殊现实”下,为什么我们的年轻人更喜欢“当官”,以至于万人争抢一个热门的公务员岗位?首先当然是因为我们的“官”可能与别处不同——权力更大,约束更小。小学生都喜欢“当官管人”,“官本位”之所以深入思想骨髓,是因为有实实在在的“好处”。
既然担任了公职,为公众服务,就要断掉发财的念想。可是,现实的残酷之处却在于,我们历来有“升官发财”的说法,似乎只要“升官”了,“发财”就不成问题。很多人争当公务员,正是奔着“升官发财”而去,哪怕是一点小权力也要想办法兑现成金钱。没有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约束,反而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兜底,以“灰色收入”名义存在的各类腐败现象,未入官场的人骂并嫉妒着,已在官场者笑并神秘着。
“我去西部、去南部、去北部开公司去了。”这种美国式的创业激情,无论是对于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促进青年人才流动、提高创新能力,还是对于将个体的“中国梦”凝聚成整体的“中国梦”,都大有裨益,但在当下的现实中,却必然遭遇无人喝彩的尴尬。年轻人走向市场必然遭遇一个大问题,即与各类政府机构和官员“搞关系”,这不仅意味着需要更多无谓的“企业公关成本”,更意味着必须面临从起点开始就难言公平的营商环境。某些国企动辄数亿元的“业务招待费”,其实就是某些部门“三公经费”的账外账,这是那些想“去西部、去南部、去北部开公司”的年轻人所无力承担的,除非他们可以“拼爹”——只不过,靠“拼爹”开公司,不仅背离了鼓励年轻人创业的本意,反而是“官本位”的延伸与“阶层固化”的延续。
年轻人争当公务员是一种“严重浪费”,诺奖得主的忠告,当然是说给年轻人听的,但又不只是说给年轻人听的。当常识成为常态,充满活力的社会必将前途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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