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国家公务员公务员时事：妙手打动如意人生

　　智慧的祖先对美的创造和追求,凝聚、传承下来,成为一项项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相当一部分仍然与现代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让我们用时代的眼光重新打量非遗,看看我们在生活与审美之间走过了一条怎样的和谐之路。

　　去年12月4日,从遥远的阿塞拜疆首府巴库传来了一个令人兴奋的好消息——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审议,珠算正式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从生活中消失许久的珠算,又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中来。

　　一波三折的申遗

　　2013年12月4日下午,按原定顺序,中国珠算排在第八个。这时出现了一个小插曲,玻利维亚的申遗项目中途撤回,中国珠算改为第七个进行评审。这让工作组成员喜出望外。

　　在中国珠算心算协会,曾全程参与过珠算申遗的刘琴英副秘书长热情接待了我。她一边向我展示申遗现场照片,一边饶有兴致地娓娓道来,“说起珠算申遗的过程,还真有点一波三折。”

　　刘琴英说,珠算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过程相对顺利,而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却历经了5年的漫长过程。2008年,珠算按“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即濒危项目进行申报。在文化和申遗专家的指导下,2010年起转而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2011年,中国珠算的申报材料经文化部报送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遗秘书处,附属机构同意送第六届保护非遗政府间委员会审议,却因申报文本中的一个技术问题未通过。“申遗要求必须在国家项目基础上进行申请。虽然珠算实际上已是国家项目,但相关材料不完备,要求我们补充材料。这次工作组同仁的努力因技术细节泡汤,大家不免有些沮丧。”刘琴英回忆道。

　　2012年,文化部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报送了另一优秀实践项目——“福建木偶戏”,珠算的机缘再次错失。到2013年,中国珠算才又按“代表作名录”报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刘琴英说,“这次两年后失而复得的机会,我们格外珍惜。申报材料更完备,与其他成员国的交流也更充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委员会第八届会议于2013年12月2日至7日在巴库召开,珠算申遗的这次“巴库之旅”同样充满未知。参与角逐的还有日本料理“和食”、韩国泡菜腌制技艺、阿尔及利亚民间乐器“伊姆杂德”和朝拜活动“拉克布”等竞争力很强的项目。到了审议代表作名录的12月4日下午,按原定顺序,中国珠算排在第八个。这时出现了一个小插曲,玻利维亚的申遗项目中途撤回,中国珠算改为第七个进行评审。这让工作组成员喜出望外。“我当时还真有点紧张,但过程却出乎意料地顺利:17时10分左右开始,到17时23分,仅用了10多分钟,《中国珠算》就通过了评审,成为我国第30个列入世界级非遗名录的项目。评审通过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刘琴英兴奋地说。

　　在会场外,中国珠算的现场展示活动同样热闹非凡:有的代表在现场出加减和乘法题,让展示人员用算盘实际操作运算;也有代表新奇地自己动手操作算盘。刘琴英说,“来我们展台的人们都感觉,中国算盘的五升十进制不仅示数清晰,而且计算简捷。特别是非洲朋友,说他们国家没有珠算,欢迎我们到他们国家去教中国珠算。”

　　回顾5年的漫漫申遗路,刘琴英不无感慨,“珠算是中国古代的重大发明,向世界提供了另一种知识体系,应该说列入非遗名录是没有争议的。申遗过程中的一些波折,主要因为文化与认知差异、社区认同以及技术细节等与国际对接方面的问题。一般而言,申遗项目涉及层面越小、关注点越集中,就越易操作。中国珠算是影响广泛的大众项目,故而申遗难度大些,但成功后其影响力也是其他项目不能比拟的。”

　　千年不衰的秘密

　　12世纪,中国珠算体系已相当完备,并在商界广泛运用。《清明上河图》中“赵太丞药店”柜台上就放着一把算盘。

　　去年底一个旭日初升的早晨,冬日温煦的暖阳伴着清新的空气拥窗而入。打开手机,父亲的一条信息映入眼帘,“‘最古老的计算机’——珠算昨天申遗成功了,还记得咱家那把老算盘吗?”父亲的话一下子把我拉回到20年前,那时小学算术课学习珠算,年幼的我每天背一把算盘去上课,“三下五去二”、“二一添作五”等口诀常在耳边响起。

　　事实上,中国珠算近年来的境遇颇有些“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味道。不久前,美国《大西洋月刊》邀请专家团评选世界最伟大的50个发明,珠算与印刷术、蒸汽机、电话等一同位列其中。

　　西北大学数学史教授李培业曾说过,“世界上曾在许多国家出现过形式不同的算盘。其他国家的算盘,都先后消亡,唯中国算盘巍然独存,至今盛行不衰。其中道理,实难寻味,我们从历史发展中探讨之,或许得到一定解答。”

　　我们不妨循着李培业教授的叙述,追随璀璨历史文化长河中珠算斑斓的足迹,寻拾其中一个个趣味盎然的故事。

　　算盘的胚胎期远在万年前上古时期,比中国文字产生还早。民间至今流传着隶首发明算盘的故事。而珠算起源于约公元2世纪,记载珠算者,以东汉徐岳为最早。东汉末年徐岳遍访名山,在泰山遇到博闻强识、对计算工具很有研究的刘洪,拜他为师。求学期间徐岳问刘洪,“数有穷尽吗?”刘洪答,“我在天目山游玩时,遇一位号天目先生的隐者,曾以同样的意思问他。”天目先生与刘洪的对话中,不仅谈到“大数记法”和“小数记法”,还讲述了包括“积算”(筹算)和“珠算”在内的13种计算工具和心算方法,这便是徐岳《数术记遗》中记载的“控带四时,经纬三才”之“珠算”的来历。

　　到8世纪,中国算盘的规格逐步确定下来。12世纪,中国珠算体系已相当完备,并在商界广泛运用。《清明上河图》中“赵太丞药店”柜台上就放着一把算盘。到明代,商业发展迅速,对外贸易渐趋繁荣,促进了珠算的普及推广,中国的算盘还传入朝鲜、日本和东南亚一带,开始走向世界。

　　直到电算普及之前,珠算一直是中国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计算工具。大到新中国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小到普通百姓日常购物、计算穿衣吃饭的账目,都少不了一把算盘。位于北京市怀柔区的神墨珠算博物馆,就汇集了古今中外、形态各异、材质多样的算盘,从日常的木、铜到金、银、玉石、玛瑙、陶瓷、景泰蓝等,有数十种之多,其中最长的6米,最小的只有10毫米,仅能用针尖拨动。算盘戒指、算盘帽徽、算盘如意……这些老祖宗的生活用品显示出珠算文化曾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馆长姜吉祥说,“珠算申遗成功后认可度大大增加,借助这一有力推动,我们准备再完成几件大事:一是在全球筹建100家珠算博物馆,二是推动对‘异型算盘’等不同算盘形态的保护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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