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公务员时政热点：污染地图获奖是共治的激励

　　马军是民间公益机构“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主任。今年4月17日，关注全球问题的“斯科尔社会企业家奖”颁奖典礼在英国牛津举行，来自中国的马军成为四位获奖者之一，他也成为该奖历史上第一个中国人。他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在20年前就关注环保，已形成一个坚定的认识，那就是，污染问题的解决必须要有公众的广泛参与，公众参与的前提是信息公开。(4月22日新京报)

　　马军的获奖，在情理之中又在预料之外。其创立的蔚蓝地图APP，在公益事业极为发达的国外，都让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在国内更具有破天荒的价值。自然，其面临的阻力与压力也不难想像，并因此凸显其成绩的不易和作用的巨大。“污染地图”获得关注全球问题的“斯科尔社会企业家奖”，是国际社会对其做法的首肯，对其贡献的赞赏，也是对其行为的鼓励，并因此传递出共同保护环境的共识。

　　体验蔚蓝地图APP之后不难发现，其翔实的信息量，鲜明的视觉冲击，给人带来了极强的震撼感。不过，相比于之前各种民间制作的信息图，蔚蓝地图APP更有动态感和实用性，也更体系化、科学化和常态化。APP用户可以据此对全国污染现状有直观的了解，并由此产生保护环境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一旦民间的力量转化为一种共识和行动，对于公共管理机构和公权力也是一种有力的促进。

　　满足了知情权，才能为监督权创造条件。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离不开社会的全面参与，更需要以社会共治作为基础。从国外的经验来看，一个强大的社会共治环境是实现社会有效治理的基础，也是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强大力量。一方面，社会问题离不开每个人的参与和付出，并具有利他主义的基本情怀。食品安全、安全生产、环境保护或者低碳生活，需要“从我做起，从点滴做起”;另一方面，实现社会共治需要以社会力量作为支撑。现实中有一个强烈的对比是，在很多人眼中，外国友人似乎更“爱管闲事”并“极爱较真”，他们见到违反公序良俗的现象，总会想方设法进行制止或者干预。曾有旅居于外的人撰文说，自己在美国教育孩子时，如果声音过大，邻居就会出来干预，如果自己不改变态度，对方就会毫不犹豫选择报警。这种处理方式，跟国内把其当成家务事，“事不关己”的态度，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在国外，环境污染问题之所以能得到改善，企业污染行为能得到遏制，公共管理机构不敢把污染企业视为“衣食父母”，就在于极强的社会责任心之下，公众充分履行了自己的监督权，一旦发现了违法犯罪的行为，公众就会坚决采取各种抵制和维权行为，或者向有关部门投诉，或者向法院起诉，共同参与去治理和解决违法犯罪行为。自然，在这样的环境下，违法犯罪者将会为此付出极高的代价，而失职渎职也将面临道德与法律的双重风险。

　　反观国内，在消费维权上的意识还不够强，据调查，消费纠纷虽逐年攀升，但八成以上由职业打假人发起。如果没发生大的人财损伤，多数消费者选择吃“哑巴亏”。在这样的现实之下，马军的行为就更值得尊重，其团队精心制作的“污染地图”就难能可贵。假若每个人都能像他那样，以微博之力和弱小之躯主动关心、参与社会事业之，才能促进民间力量的不断壮大，社会共治的环境和氛围才能成熟。总之，“污染地图”获奖是对社会共治的激励，也是以如何优化社会治理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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