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时评：让“零彩礼”成为新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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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一场“零彩礼”结婚，让河北的一对新人成为“网红”，连当地市委书记都到夫妻俩所在的公司，为他们俩的行为点赞。“清流啊!这对新人很朴实”“破旧俗，立新风，勇气可嘉”……众多网友的礼赞和祝福，说明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简单、质朴、回归本心的婚嫁风俗，是年轻人发自内心的渴求，也应该是我们时代的风尚。

　　“成就一双儿女事，了却两家父母心。”男婚女嫁，本是人生大喜。然而在少数地区，一些有情人难成眷属，被天价彩礼所拆散。因婚借贷、婚后还账，让不少新婚家庭返贫，天价彩礼已成全面小康路上的一大拦路虎。比如，从原来的“三转一响”：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和收音机，到现在的“一二三四五”：一个院落、两层小楼，百元钞票三斤、四轮汽车、男方父母不超五十岁……压得当事人喘不过气。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零彩礼”结婚才愈显其“清流”的可贵。

　　“我看上的是人，不是背后的家庭，没必要为难父母，为难爱人。”新娘质朴的话语，说明了一个简单的生活常识：结婚过日子，最主要是两个人过得好，相互包容，金钱不能衡量一切。但移风易俗，殊为不易，以零彩礼为例，当事人往往需要先过心理关，让自己摆脱世俗的偏见;再过亲朋好友关，用真诚和耐心说服他们;还需过社会压力关，用勇气抵御指指点点。以“零彩礼”新娘为代表的“新青年”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们不仅认为当前农村的结婚攀比之风不可取，更愿意身体力行，努力为之做出改变。

　　风俗之变，折射出价值观的改变，背后是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与以往相比，今天的乡村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以农村电商为例，商务部的统计数据显示，到去年第三季度末，全国已经建成农村电商服务点35万个，覆盖率达50%左右。通过电商平台，一批农业品牌被打造，农村发展的新动能正在被激发。可以说，通过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战略拔除农村的“穷根”，也就消除了把女儿当做“摇钱树”的陈旧观念。而大量的农村青年通过进入城市、拥抱现代文明，也实现了价值观重建，逐渐抛弃了陈规陋习。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更有意愿也有能力涵养新风、引领新时尚。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行动”。风俗既是长时段历史变化的一个结果，也引领着当前乡村社会的价值观。婚丧嫁娶、迎来送往的风俗中，埋藏着价值观变迁的种子，需要耐心培育，正确引导。“零彩礼”结婚正是对此的积极呼应。古人云“不学礼，无以立”，进入新时代，尤须破旧礼，立新时代之风。值得欣喜的是，从不再热衷大操大办红白喜事，到春节期间少放、不放鞭炮，再到天价彩礼日益失去市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陋俗正在被改造，新风尚正与新时代相接洽，蔚然成风。

　　移风易俗，还需培植清新脱俗的生态系统，也离不开政府部门倡导和率先垂范。“化俗不易，贵在因民。”用太阳的温暖去移风易俗，要比用暴风骤雨好。当前，祛除陋俗的正面因素正在凝聚，“零彩礼”结婚受到无数人力挺，正说明只要因势利导，再顽固的陋规也会逐渐丧失生命力。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更加从容地开启新生活。

　　彩礼

　　我国法律的规定“彩礼，具有严格的针对性，必须是基于当地的风俗习惯，为了最终缔结婚姻关系，不得已而为给付的，其具有明显的风俗性。”

　　在中国历史上，订婚和彩礼一直是国家正式法律明确支持的比较强硬的民间习惯。近代以来，彩礼已不见于正式的法律;但以一种比较软化的形式，订婚还是写入了近代的《中华民国民法》，至今在中国台湾地区适用，是当地的正式制度组成部分。

　　彩礼的社会功能支付功能在历史上，在社会层面，在送了彩礼之后，确实极少有人退婚悔约，也确有某些地区规定不得悔约，乃至令人有婚约不得解除，因此彩礼即婚姻价格，购买的是婚姻的错觉。这种情况至今如此，只要收了彩礼，退婚就很少也很难。

　　信息功能与订婚直接相关的彩礼，当其是当彩礼是竞争性的而非标准化的之际，特别是在比较传统的地区，因此就成为男方传递相关信息，女方(待婚女子及其父母)借此获得相关重要信息并筛选男方的一个重要渠道了。

　　彩礼首先在一定程度上，特别是在传统地区，直接测度男方的家庭经济状况和/或间接地测度了男方创造财富的能力(包括体力和智力)。这些信息对于女方(包括其父母)是重要的。没有几个父母愿意自己的女儿嫁到一个非常或比较贫寒的家庭，那意味着女儿的受罪，意味着自己可能因此受拖累。待字闺中的女性，当诸多适婚男性的其他条件基本相当之际，可以推断，并且有大量经验证据支持，一般都愿意并且有理由选择家境较好的男方。郎财(才)女貌是良好婚姻的世俗标准。除了女子本人的先天条件很差外，至少求偶男子的经济状况不能低于同年龄段男子的平均水平，才可能获得女子本人或其家庭的认可。

　　平衡交往成本和保险的功能订婚和彩礼，就是两种主要针对男性的制度约束。第一，通过订婚这种社会仪式，在一定程度上向社会宣布和界定了这位男性的角色(即他的某种程度的产权归属)，通过社会界定和压力来限制男性在性问题上可能的越轨;其他未婚女性及其家庭通常会把已订婚的男性排除在自己考虑的选项之外，会避免同订婚男子的接触，客观上这也就减少了订婚男子可能受其他异性诱惑的数量。这类仪式的功能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尤为显著，国家认可的结婚证明，如结婚证(婚书)，历史上从不为普通民众关注，至今在中国某些偏僻地区也被忽视，常有所谓的事实婚姻。第二，男性为订婚支付彩礼也增加了该男性见异思迁悔约的成本。以及第三，万一男性悔婚或有其他变时，可能确保支付了更大成本恪守婚约的女性能获得一定的经济补偿。但也不是对女性完全没有约束。订婚和彩礼也同样约束了订婚女性及其家庭，防止女方可能有的某些机会主义。首先，在一定程度上界定了订婚男子的产权归属之际，订婚也界定了订婚女子的产权归属。不仅女性本人及其父母不得再接受其他人家的提亲，不得接受提亲者的财物或其他诱惑;而且，作为社会规范，其他未婚男子特别是其父母通常也不会向一位订婚女性的家庭提亲，因为她是“有了人家的”，或是“有对象了”。接受彩礼，也意味着该女子保证只同彩礼给予者有比较亲密的交往。由于接受彩礼的人曾经主要是，如今则往往还有，女子的父母，这就令其父母承担了某种担保责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监督这一承诺的执行。

　　生物竞争的功能女方往往会借婚姻之际向男方大量索要财礼。如果这份彩礼主要来自男方父母实际控制或创造的家庭财富，那么，在男方有多个兄弟或姐妹待婚的情况下，订婚索取的彩礼实际是对男方家庭财产的提前分割。这时，女方在订婚时以及在结婚前索求并实际获得的彩礼越多，就意味着她婚前就可以从男方家庭的全部财产中获得更大份额。这实际也就减少了分享该男子的兄弟姐妹可能支配使用的资源。

　　因此，只要彩礼不是为父母占用，而是用作女方嫁妆或其嫁妆的一部分，那么这份彩礼就可以用作未来小家庭的经济基础，大大有利于该女性自己的家庭。这对订婚男子本人来说，至少不是不利的，这是促使人们产生索要高额彩礼强烈愿望的一个重要原因。

　　总之，彩礼有其独特的文化传承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更有其特有的社会功能。作为文化我们要弃其糟粕取其精华，继续传承下去。而它的社会功能更是对现代婚姻制度的有益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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