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国考时政热点积累——2017年半月谈第12期

　　2018年国考时政热点积累——2017年半月谈汇总

　　2017年半月谈(第12期)(精选)

　　半月评论：中国减贫 世界瞩目

　　“足寒伤心，民寒伤国。”消除贫困、改善民生，中国一直是世界减贫事业的积极倡导者和有力推动者。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人民积极探索、顽强奋斗，走出了一条坚持改革开放、坚持政府主导、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坚持动员全社会参与、坚持普惠政策和特惠政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减贫道路。沿着这条道路，7亿多农村贫困人口脱贫，中国也成为全球最早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

　　联合国发展峰会制定的全球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将消除绝对贫困作为首要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5564万中国人摆脱贫困，相当于一个欧洲大国的人口总数。中国承诺，绝不让一个贫困群众掉队，确保到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中国人民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我们不应忘记，过去十年，中国是为全球减贫作出最大贡献的国家。”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今年初这样评价中国的减贫成就。

　　减贫成绩显著，源自能力和优势

　　村村都有帮扶队，一村选派一个书记，一个贫困户确定一名帮扶责任人，从精准“扫描”每个贫困户情况，到因地施策、因户施策，广大党员干部奋战一线，把脱贫攻坚的军令状明确到每一个人，每一个行动中。

　　在扶贫的路上，不能落下一户贫困家庭，丢下一个贫困群众，是共产党人的庄严承诺。

　　从苦瘠甲天下的西海固到西南边境的大山沟，从逶迤磅礴的乌蒙山区到横绝山巅的秦巴腹地，昔日难见外人的贫困村入驻了一个个“新面孔”：驻村干部、“第一书记”、扶贫工作队、扶贫志愿者……数据显示，全国共有超过200万人参与贫困人口建档立卡工作，超过50万名各级干部进驻贫困村。党员在，群众就有了主心骨。在广大党员干部的组织带领下，大山深处的人们重新燃起了脱贫的希望。党心和民意深深凝聚、同频共振，激发出向贫困宣战的强大动力。

　　中国的减贫能力，源自中国共产党强大的执政能力和动员能力，彰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的优势。

　　面对扶贫工作的复杂形势和紧迫目标，党中央不断加大扶贫开发动员和部署力度。2015年底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来自中西部22个省区市的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与中央签署脱贫攻坚责任书。随后，压力级级传导，责任层层落实。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务实有效的扶贫管理体制安排，让中央的政策部署顺利传导到基层干部，贫困群众充分感受到来自党中央的温暖。

　　减贫方略高效，世界为之点赞

　　中国减贫，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减贫道路”这一理念。

　　为实现减贫目标，中国实施精准扶贫方略，努力找“贫根”，对症下药。中国坚持分类施策原则，因人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并实施了“五个一批”脱贫手段，即通过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通过易地搬迁安置一批，通过生态保护脱贫一批，通过教育扶贫脱贫一批，通过低保政策兜底一批。

　　从单向扶贫到产业对接，从经济援助到社会事业多领域深度合作，扶贫协作道路多样展开。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金融扶贫、生态扶贫、电商扶贫、光伏扶贫……一系列脱贫攻坚新探索、新实践在广阔的基层大地奔涌而出，一户户贫困家庭由此受益。

　　中国的减贫成绩赢得世界高度评价，各国纷纷探究中国减贫的成功密码。

　　俄新社政治观察家德米特里·科瑟列夫撰文说，中国在脱贫方面创造了世界纪录。在中国，脱贫是多方面的事--改善教育、提供信息、送去高产的种子，以及通过反腐确保扶贫资金落实到位。

　　柬埔寨战略研究院主席强万纳里将中国的减贫成果称为“奇迹”：“中央和地方政府密切而有效合作，确保每个人都能分享发展的成果。”

　　墨西哥蒙特雷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丹尼尔·莱穆斯说：“中国无论从政策上还是实际行动上，都一直致力于缩小贫富差距，采取各种方法扶持低收入阶层，让全体人民享受经济发展成果。”

　　巴西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经济学教授里卡多·比尔朔夫斯基表示，中国能更好地让贫困者利用发展的机会，通过参与经济活动实现脱贫。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设定了“到2030年在全球所有人口中消除极端贫困”的目标。数据显示，全球极端贫困人口已从1990年的19亿降至2015年的8.36亿，其中，中国的贡献率超过70%。世界银行行长金墉曾表示，中国在减贫等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在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方面正发挥领导作用。

　　开展对外援助，力推国际减贫

　　中国在国内脱贫攻坚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还一直以“自己的方式”加大力度开展对外援助，推进国际减贫事业。

　　中国不断创新对外援助理念、政策和方式，逐步形成了诸如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尊重受援国自主权、践行相互平等的原则、追求“授人以鱼，更授人以渔”的援助目标等具有自身特色的援助模式。这些援助有效地改善了受援国的经济发展条件，激活其资金和商品市场，并推动其经济发展。

　　60多年来，中国共向16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近4000亿元人民币援助，派遣60多万援助人员。中国先后7次宣布无条件免除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对华到期政府无息贷款债务。2015年，中国宣布：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继续增加对最不发达国家投资，力争2030年达到120亿美元;未来5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减贫、农业合作和促贸援助等“6个100”的项目支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2万个来华培训和15万个奖学金名额等。这些举措正得到全面落实。

　　中国将自己艰难探索出来的减贫经验和脱贫规律，毫无保留地介绍给需要援助的贫穷落后国家。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逐步推行了贴息优惠贷款、援外项目合资合作等方式，利用不断增加的援助和投资来带动受援国的经济发展和产业能力提升。同时，为适应受援国的实际需要，中国的援助随着受援国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不断调整。

　　虽然减贫成绩斐然，但消除贫困的工作依然任重道远。中华文化历来具有扶贫济困的优良传统，中华民族历来具有兼济天下的广阔胸怀，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努力、智慧与担当，必将为国际减贫事业注入新的动力，同国际社会携手共建起没有贫困、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谋变：阅览老工矿的新城市故事

　　--老工业遗存的新变身

　　工业遗存是一座城市的精神特质、文化记忆和历史精华。当下，工业遗存纷纷变身、转型、升级，焕发生机，在刷新产业业态、改善百姓生活、推动城市发展等方面，彰显出其特殊价值和独特魅力。

　　阅读城市，请先触摸工业遗存地标

　　上海杨浦滨江是我国近代工业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家自来水厂、第一家发电厂、第一家煤气厂。随着浦东开发，上海全面促进产业转型，这里的厂区关停、建筑荒废、场地空置，但人们并没有忘记这片记录着城市人文、精神气质形成的地带。

　　杨浦区委书记李跃旗说，目前开展的杨浦工业遗存转化利用工作，希望既把工业历史保护好，又使得现实与传统交相辉映，让每一个来到杨浦滨江的人，都能够阅读这座城市的建筑，感受这座城市的肌理，感悟这座城市特有的历史文化风貌。

　　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建筑系教授常青的团队受杨浦滨江委托，走访了这里的每一幢厂房，对建筑物的年代、用料、功能等进行评估，梳理出这一带有价值的建筑物、构筑物和绿化，并列出一张“保护清单”。

　　位于上海船厂的一幢不起眼的四层抹灰厂房建筑，是建于1920年的东方纱厂仓库，是杨浦滨江现存最早的无梁楼盖仓库。常青团队建议对其整体保留再利用，并向上海市文物局推荐为文物保护单位或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

　　每一次现场踏勘，宽阔的码头上工业时代留下的遗迹、被阳光晒得炽热的粗骨料地坪、黄浦江水拍打堤岸的声音和江面上船只低沉的鸣笛，总会让规划师们联想到老工业时代的繁忙。保存历史“特征物”，才能体现历史神韵。杨浦保留了近300米防汛墙，斑驳的墙面提示着往昔工业码头的记忆。和防汛墙一同被保留下来的，还有大小不一的钢质栓船桩和混凝土系缆桩。

　　对于工业遗存，最好的保护就是再利用。文化历史的沉淀，留存于建筑，同时也体现于生活。在杨浦，历史感、智慧型、生态型、生活化的融合图景开始呈现。长阳创谷结合中国纺织机械厂原厂房的特点，凸显“绿、光、锈、合”的生活理念。“绿”是绿意，“光”是老厂房内部阳光与空气的引入，“锈”指的是工业记忆的保留，“合”则侧重于生活气息和沟通交流，各类活动的可达和顺畅。

　　“在杨浦的血脉中，有着百年工业积淀下来的严谨、朴实和勤劳。”当地人说，随着未来杨浦滨江由封闭的生产岸线变成开放共享的生活岸线，阅读上海，请先从杨浦开始。

　　产业“蝶变”，城市涌动新活力

　　城市发展迅速，城市功能重新定位，让传统工业逐步退出城区。加快以二产为主向三产为主的转型、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的升级，成为不少城区中老工业区的主要发展任务。

　　有着深厚工业底蕴的江西南昌市洪都老工业区位于青云谱区核心区域。青云谱区委书记孙毅说，受城区发展空间的限制，目前支撑全区经济的工业企业都在加速外迁，产业发展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

　　对于如同青云谱的城区而言，这种“转型”往往是断层式的、也是被动的。如何变被动为主动?旧工业建筑群虽然老旧衰败，但许多具有工业遗产价值的东西都还在，如今要做的，是整饬和适应性再生，植入合适的功能或业态。如今青云谱区正加速工业遗存的转型升级和功能再造。

　　创意东八区、1865创意产业园、创意中央科技文化产业园……这些江苏南京人耳熟能详的创意产业园区，其实都是由老旧工业企业“关停并转”、搬离主城留下的老厂房、旧建筑改造而成的。如今，一块块“锈带”重新崛起为产业高地。

　　南京定淮门12号原来是破产多年的莫愁洗衣机厂厂址。2003年，4万平方米的老厂区改造变身为世界之窗软件园，融现代建筑与古典园林于一体，很快汇集了多家高科技企业，一时间经济价值凸显。

　　同时，工业遗存变成各种新空间、新产品，城市产业获得转型契机，为城市功能注入新活力。

　　苏州二叶制药有限公司前身是苏州第二制药厂，始建于1946年，是国内最早生产青霉素的企业之一。2011年，苏州二叶制药有限公司外迁。当地保留苏州二叶制药厂内烟囱广场、钢罐塔楼等文化元素，重新配套电缆、消防、智能等系统，再结合环古城河风貌带分设功能区，老厂区由此转身成为充满怀旧气息和时尚元素的文化产业园区。

　　在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发电厂，拦江大坝、丰满水电博物馆等自然景观、人文景观有机结合，成为吸引游客的重要资源。与传统旅游相比，到这里，不仅可观光休闲，而且能够满足游客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工业旅游让当地的名气越来越大。

　　对接城市发展新理念

　　当下，工业遗存谋变的新路，让绿色发展、循环发展理念在城市发展中有了更多的路径选择。在南京市栖霞区马群街道，原属于南京煤矿机械厂的“灰头土脸”旧厂房如今升级为企业总部基地。这里的绿色资源为园区的招商带来独特优势。负责运营管理的南京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招商部主管张琛说：“园区保留了几十年的梧桐、水杉，这是历史留下的财富。”

　　空间紧张是我国城市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普遍问题。工业企业被不断扩展的城区包围在内，客观上对城市整体功能的划分形成阻碍。同时，由于一些企业为重化工企业，对城市安全和居民生活环境也造成潜在威胁。老工业企业的搬迁、老厂址的改造成为城市发展的必然。

　　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一所副所长宋嘉认为，一些老工矿的厂房、建筑位于主城区黄金地段。如果推倒新建，便与普通商务楼没有区别，也没有任何招商优势。在原本的基础上改建老工矿，不仅成本较低，且对环境产生的影响较小，这是最灵活有效的土地利用方式。

　　如今在老工矿的转化利用过程中，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让升级版的老工矿充满亲和力。改造后的长春电影制片厂老厂区免费向公众开放，人气十足，形成文化地标，带动周边形成一个电影文化聚集区。

　　位于长春东盛大街的万科蓝山住宅项目，是原吉林柴油机厂所在地。万科蓝山社区中保留和修复了部分工业旧址建筑，红砖墙、锈钢板等老工业材质与现代建筑彼此映衬融合。临街一片俄式风格的老厂房建筑群，记录着上世纪50年代的红色岁月。

　　据介绍，为将社区建成融合工业历史底蕴与现代城市时尚之地，蓝山项目要求建筑要避让树，保留有代表性的老厂房;同时建立了工业博物馆，把这里的历史保存下来。

　　挖潜：工业遗存怎样“活在当下”

　　--老工业遗存的新变身

　　无法回避的是，当前工业遗存的保护利用仍存在一些乱象，还有不少难题需要解决，亟待综合施策，让工业遗存真正“活在当下”。

　　不能只是地产开发，或一拆了之

　　城镇化进程中，越来越多完成使命的工业设施退出历史舞台，而退出的方式，往往是拆除。不少人认为这些老旧厂房、陈旧设备早应一拆了之：一些企业认为“拆光厂子卖完地就万事大吉了”，一些居民希望拆迁以改善居住环境，多分几套新房。

　　专家认为，工业遗产要真正融入城市建设，不能简单粗暴开发，或一拆了之。

　　清华同衡详细规划研究中心副主任徐刚认为，不少工业遗存位于城市的核心地段，土地的潜在价值很高，因此一些地方政府对土地产出的期望值很高，这使得政府对于工业遗存的保护缺乏动力。

　　专家呼吁，地方政府应采取措施，严格限制对工业遗存粗暴拆除行为，尽力科学合理开发保护。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授、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阮仪三指出，首要的任务就是在全国范围内摸清家底。

　　中国建筑学会工业建筑遗产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伯英坦言，我国工业遗存众多，所有的都保护，既不现实也不科学。当务之急是要在摸底的基础上，分类分级考虑，集中精力办大事。

　　专家认为，可以对相关设施以对中国工业化的贡献、是否具有典型的历史意义、再利用价值高低等标准实施分级管理，有针对性地进行腾出区功能升级。

　　当作负担心态、象征性保护须警惕

　　专家表示，最令他们心痛的是纵然振臂高呼，一些地方政府也始终没有培养起保护和合理利用工业遗产的意识，对其历史文化价值更是缺乏认识。有的企业即使有二次开发的想法，也往往因缺乏足够财力、人力和政策支持作罢。

　　半月谈记者采访中发现，说起工业遗存保护，许多地方政府和企业负责人都表示知情，但不少将其视为负担。各方对于工业遗存保护利用的认知不统一，涉及经费投入，难免互相推托。

　　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存在把工业遗存当作负担的心态，对工矿遗存保护利用动力不足，往往采取象征性保护，如仅留下一栋楼、建上一座陈列馆等。

　　防止不当、过度开发

　　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地方的工业遗存被一窝蜂改造成文创园项目，命名方式极其雷同，改造后的功能属性也惊人一致：创意产业+办公。

　　在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胡小武看来，打造产业园区最忌“千人一面”。他建议，首要解决特色不鲜明问题，园区之间要形成错位发展，努力培育出各个园区的拳头品牌和特色产业。

　　不少园区定位不准、特色不彰、层级不高的背后是一些单位缺乏对工业遗存文化内涵、历史内涵的深入挖掘，仅将内外空间简单整治一下就对外招租。经济效益成为追求的第一目标，文化和社会价值被冷落一旁。

　　在一些工业遗存再利用项目中，过度开发倾向则令人担忧。在黑龙江哈尔滨颇具历史的一家机械厂，老厂房被“精装修”了一遍，地面全部使用大理石铺装，完全看不出当初的影子，工业的意象仅仅靠弄一些钢管雕塑来提示一下。

　　相关专家表示，对于未被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工业遗存，目前国内还没有专门机构来规范其改造利用。不同类型、不同年代、不同历史背景的建筑物、构筑物，适合进行何种开发再利用，这些都需要予以明确。

　　活化工业遗存，用好“两只手”

　　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地方政府在工业遗存改造项目中定位不当，有的越位“大包大揽”，斥巨资开发却因缺乏总体规划协调，后期配套服务不到位等，效果欠佳;有的缺位“不作为”，不注重引导和扶持社会资本，使有意参与开发的企业只能“单打独斗”，难以形成规模效益。

　　采访中，专家和企业人士均表示，工业遗存再利用的核心是“活化”，单纯由政府主导不可行也没必要，政府应充分发挥“牵线搭桥”的作用，重在引导，在政策和资金方面予以支持，在保护和开发中严格监督，同时做好配套服务。

　　重庆市南岸区“N18 LOFT小院”项目开发企业负责人吴颖红曾用“九九八十一难”来形容企业在工业遗存保护利用中遭遇的困境。旧工业区人员转型、未来预期不明晰等难点问题都曾让吴颖红头疼不已。

　　专家表示，企盼政府和企业良性互动，共同激活工业遗存生命力。“保护利用工业遗存不能是权宜之计。”重庆社会科学院文史研究所所长张凤琦认为，保护利用工业遗存，政府要做好规划，使之成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互联网+”改革 促老工业城市全面变身

　　个性化私人定制牛仔服、智慧环卫、社会治理“云平台”“互联网+”居家养老、“云党建”“云政务”……作为老工业城市，山东省淄博市近年来强力推进信息化引领改革，促进了经济、社会、法治、生态、党建等领域新旧动能转换，经济社会事业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一路之隔，新旧动能华丽转换”

　　在位于淄博市桓台县的山东海思堡服装服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新旧动能转换成效从一条道路两侧的车间中一看便知--道路一侧是传统的牛仔裤生产车间;另一侧是智能定制车间。

　　公司总经理张为卿说，2016年以来，公司坚持以信息化引领新旧动能转换，以“定制”模式为核心，通过“互联网+”建设海思堡全球牛仔个性化定制供应链平台，实现了由传统服装订单式生产向现代标准化、精细化、柔性化、定制化生产的转变。

　　据介绍，海思堡建立的牛仔个性化定制智能生产线，可实现自主下单、智能排版、自动剪裁，消费者可以通过“尚牛网”、天猫等平台，按自己创意或要求直接定制个性化牛仔服。

　　在淄博，像海思堡这样正在进行新旧动能转换的公司还有许多。

　　淄博市委改革办专职副主任李卫说，在经济改革领域，淄博市实施了工业精准转调“1+N”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推动工业化、信息化两化融合，信息化成为引领老工业城市转型升级的新动能。

　　据介绍，2016年淄博市两化融合发展指数列山东省第3名，信息化广泛渗透到企业财务管理、营销管理、采购管理、成本控制管理等流程环节。

　　新旧动能转换，不仅仅是经济领域

　　淄博市委书记周连华说，当前，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引领了社会生产新变革，创造了人类生活新空间;为此，在经济领域外，我们也以信息化为引领，力促社会、法治、生态、党建等各领域新旧动能转换。

　　淄博市张店区潘庄社区党政办主任侯新博说，2016年底，潘庄社区推行“智能卡云平台系统”，实现人员基本信息采集、进出轨迹采集、超时报警、远程开锁、重点人员关注、内部考核管理、使用权限设置、与公安部门共享联动等七大功能。“智能卡”分为三种颜色，原住居民为蓝色，外来购房人员为黄色，租房人员为红色，一人一卡，分色管理，并对租房人员设定卡的使用期限，做到了“以房管人”智能化。

　　在政府改革领域，淄博市大力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开通网上办事大厅、微信公众服务平台、移动办公APP等网上申报功能，办事企业和群众足不出户就可办理审批，市级网上办理事项零次跑腿和一次跑腿事项比率达到92.7%。

　　在社会事业改革领域，淄博市创造了“互联网+”居家养老、“互联网+”医联体改革、“互联网+”教育、“互联网+”食品安全等一系列服务民生新模式。

　　在党建改革领域，淄博市全面推行基层党组织政治生活标准化体系，高标准创新“云党建”平台，实现了党组织党内政治生活全过程、各环节管理监督，实现了党员管理和党内政治生活信息化。

　　以信息化引领改革，以改革优化发展环境

　　淄博市通过信息化引领改革，促进了新旧动能转换，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在2015年和2016年山东省对17市综合考核中，淄博市全面深化改革3项定性指标，全部被评价为最高等级“好”。成绩的取得离不开“以信息化引领改革，以改革优化发展环境”的改革理念落地生根。

　　淄博市委副书记、代市长于海田说，淄博市委、市政府把信息化引领改革、信息化引领新旧动能转换作为实现五大发展理念的总抓手，牢牢抓在手上，效果正在逐步显现。

　　在顶层设计上，淄博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制定出台淄博市全面深化改革运行规则，淄博市委、市政府成立了高规格的全市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另外，新成立的直属市政府领导的市电子政务和信息资源管理办公室，以云计算、大数据为依托，加快新型智慧城市建设，促进信息化建设整体水平全面提升。

　　近年来，淄博市先后获批“智慧山东”试点城市、国家信息消费示范城市、国家“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和中国城市信息化50强城市，为信息化引领全面深化改革奠定了坚实基础。

　　淄博市委常委、秘书长、市委改革办主任尚龙江说，在具体工作中，依托自主研发的“互联网+”改革在线管理服务平台，实行全链条信息化推进，确保改革督到实处、查出效率、考得准确、核出实效。

　　上海嘉定：绣花精神补短板，党建引领宜居家园

　　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为破解城市生活常见的社区服务欠缺等问题，上海嘉定区以党建为引领，通过发动各级党组织以及居委会等基层力量，为百姓织造了一张绵密的“生活网”，让栖息家园更为宜居。

　　做什么：从破题“最后100米”开始

　　在大城市生活，很多市民都会遇到邻里纠纷、社区环境差等实实在在的问题。嘉定区委书记马春雷认为，城市治理要讲究精细化，精细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摸准群众的脉搏，把握现实需求，有的放矢。“一方面要迅速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另一方面要学会发现，主动寻找并发现相关痛点。”

　　近年来，嘉定区推动房管办事处、维修分中心等不断向小区延伸，推动司法咨询、信访调解、卫生服务、家庭维权等进一步在小区布点，并推动城市网格化联勤中心和城管综合执法力量逐步向小区下沉。目前，嘉定区责任网格已覆盖693个自然小区，并和小区的大门门禁以及楼道、地下车库和重点路段的探头联网，进一步拓宽了小区治安网络。

　　除了群众日常生活中会遇到的小问题，城市管理更重要的还应围绕基础设施建设等大问题，如对老旧小区改建和危房维修改造等加以解决。对于这些社区“大项目”，嘉定区政府主动承担或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近两年来累计投资近13亿元。数据显示，2015年以来，嘉定区已完成老旧小区综合改造274万平方米、危旧住房维修加固40万平方米，还累计拆除占绿毁绿、占用物业共用部分等违法建筑701处。

　　对于很多市民抱怨的出行难、停车难等问题，2015年以来，嘉定区累计新增车位13447个，8个小区解决“潮汐式停车位”近300个，并重点通过设置限时单向行驶等方式，合理疏导学校附近小区进出口等20多个交通拥堵点。

　　谁来做：将党支部建在社区里

　　城市管理要像绣花一样精细，贯穿其中的绣花针则应是各级党组织。在嘉定区的实践中，党建引领正是推进城市治理精细化的重要抓手。

　　嘉定区域化党建平台原有三级，即区级区域化党建共同体、街镇共同体分会和居村党员议事会。为补齐最后100米的短板，嘉定区更深一层，在小区里新增了“党员议事厅”，并成立“书记(党员)工作室”。

　　党组织深入到社区不是单点作战，而是全面开花。嘉定区建立5000多个楼组党小组，覆盖楼组超过1.2万个，覆盖率达96%，由此带动“楼组微自治”等系列活动的深入开展。

　　马春雷表示，立党为公，最终要落实到执政为民，就是要把人民的需求、人民的追求、人民最现实最直接最突出的利益问题解决好。

　　除了发挥党组织的力量，嘉定区还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嘉定区培育并成立“汉未央”“复源”等570个社会组织和5个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入驻企业还出资成立“社区发展基金”，并进行专业化管理和项目化运作，为小区“微项目”建设提供支持。此外，南翔、安亭等镇部分企业和个人还自发成立“遥薇”基金会等，以此凝聚各类社会力量参与小区治理。

　　怎么做：订好指标、用好技巧

　　宜居家园不能只存在于市民的脑海中，而应依托明晰的标准加以落实。为此，嘉定区统一制定宜居家园精美指数体系，对住宅小区细化了44项让居民更能接受、更能感受、更能享受的精美指数。同时，对涉及区级部门和所在街道，嘉定区也制定了精美指数。这些白纸黑字的标准，让群众真正能看得见、摸得着，享受到家园的宜居和舒适。

　　在明晰标准的基础上，嘉定区以现实对照标准，不断寻找和补齐短板。嘉定区对于所辖小区进行全面问题排摸，并按“一小区一档案、一楼道一清单、一问题一对策、一诉求一答复”的要求，初步解决了“停车难”“居改非”等20多个历史遗留问题和300多个居民“急难愁”问题。

　　除此之外，嘉定区还充分利用信息化和现代化管理手段，提升城市治理效率。嘉定区推广“e嘉人·志愿者通讯录”“菊园有戏”等点单式APP，设计并推出多种线上线下便民服务项目。同时，嘉定区鼓励并引导“国安社区”等有项目、有资源、有技术的企业，为居民提供诸如便民集市、跳蚤市场、旧物漂流等精准且个性化的“私人定制式”服务体验，受到居民欢迎。

　　农业供给侧改革须跨“四道坎”

　　半月谈记者深入多个农业大省采访了解到，从玉米收储制度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到消化库存、补齐短板、降低成本的一系列举措，让农业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不断提高，在基层获得普遍肯定和欢迎。不过，也有一些农业干部、新型经营主体反映，思想、思路、配套和联动的“四道坎”，仍在阻碍部分农业供给侧改革的深入推进。

　　思想坎：理解不透、重视不够、动力不足

　　基层一名镇党委书记告诉半月谈记者，他多次向县里建议，专门开展农业供给侧改革知识的普及培训。“我发现县里不少干部对农业供给侧改革不太了解，开会发言，还是新瓶装旧酒，都是老观点。”

　　多名种粮大户反映，尽管国家层面三令五申要加快农业供给侧改革，但一些地方县、乡两级重视不够，除了例行会议，并没有采取具体行动，更没有设置相关资金和项目，主要原因在于一些地方官员没有足够的改革动力--改革既不能增加税收，又很难在短期出政绩。

　　有农业干部私下告诉半月谈记者，由于怕把握不好政策、怕犯错担责，部分干部只求安心做太平官，不去探索新事物。

　　比如，一个棉花生产大县，在农业供给侧改革中需要进行品种调整，原本地方政府可以利用这一机会，引导棉农积极对接市场、优化种植结构。但当地政府为了省事儿，一味鼓励棉农改种水稻。“因为水稻仍然有国家托市收购保底，地方政府把棉农转型问题变相推给了国家。”有专家这样评价地方政府的动机。

　　思路坎：简单加减法，或一窝蜂重复发展

　　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部分县市的农业供给侧改革思路不甚清晰，很多仍在简单地做“加减法”，把不同作物面积的增减作为农业供给侧改革的重心，而不是深入考虑如何调整发展思路、转变发展方式、培育新产业新业态等。

　　农业供给侧改革要求加强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提升农民生产技能，但一些培训仍旧不接地气--要么组织农民去电脑培训学校上课，要么请当地职业技校老师照本宣科讲课。“这种培训效率很低，远离生产一线，脱离地方实际。”一名种粮大户这样评价。

　　有的培训就非常受欢迎。比如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的部分农机合作社，在财政专项资金支持下建立了田间培训学校，由长期在一线的“种田能手”到大田里现场讲授病虫害防治，或者由农机手现场进行机械操作示范。当地种粮大户李旭芳说：“这样的现场教学特别好，农民在现场边看边操作，很快就学会了。”

　　部分地方政府培育新产业新业态还存在一窝蜂盲目发展的问题。近年来，我国乡村旅游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也促进了一、二、三产业的融合。但观光农业、乡村旅游产品同质化严重，浪费了资源、破坏了环境，带来低水平恶性竞争。

　　“地方政府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培育新产业新业态，一定要有整体规划，一定要有产业基础，否则难以为继。”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表示。

　　配套坎：科技支撑不足，缺乏健康市场环境

　　湖南省益阳市种粮大户刘创业多年来坚持绿色生产，通过施用有机肥和生物农药，生产出远近闻名的绿色大米，网络售价达到每斤16.8元。然而，当很多外地客户来谈合作时，他却不敢签合同，因为受到农业科技配套的制约，没法扩大种植面积，产量无法保障。

　　“我们这个水稻品种容易倒伏，必须要精心管理、科技保障，但是基层科技人员严重缺乏，我们的发展受到制约。”刘创业告诉半月谈记者。

　　益阳市赫山区农业局的干部抱怨，农业科技是农业供给侧改革目前面临的最大瓶颈之一，严重制约了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他们说，乡镇一级农技人员身兼多职，难以专心于农技推广，加上队伍老化，平均年龄在45岁以上，学习新知识和新技术的能力弱。

　　打造健康的市场环境，也是新型主体期盼的农业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湖南、山东多名蔬菜种植大户告诉半月谈记者，农业品牌好不容易做起来后，却普遍面临两个难题：一是由于市场监管不力，被人冒用品牌，以次充好，降低品牌信誉度;二是大路货产品恶性竞争，扰乱市场，最终导致“劣币驱逐良币”。他们认为必须进一步加强市场监管，保护先进生产力。

　　联动坎：一体化、协调性不足

　　首先，三产融合、联动发展不足的问题依旧存在。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中心讲师伍骏骞认为，进一步强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强调市场化的介入和产业链的合作延长，以提高生产效率和组织效率。要突破“城市搞工业、农村搞农业”的旧格局，使农民和农村地区能够分享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巨大收益。

　　其次，要实现区域协调联动。安徽大学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中心秘书长崔宝玉认为，强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缩短地区差距，打破经济分割，打破部分地方政府的“地方本位”思想和逻辑，从区域经济整体发展的互补与协调出发，制定更加具有全局视野的发展政策，合理引导农业产业布局，避免产业结构同化、特点同化、功能同化，进而培育和建立起具有区域特色的集群品牌，打造农业产业集群。

　　再次，多元主体需要互动联动。专家认为，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各个参与主体应该形成利益共同体。从产业层面来看，就是要强调三产的各个参与主体形成利益共同体，探索多主体、多模式的农业发展路径;从城乡层面来看，就是要形成市民和农民的利益共同体，如CSA(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等，共同消除因为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食品安全问题，共担农业的生产风险和市场风险;从区域层面来看，就是打破行政壁垒，形成地方政府联动发展的局面。

　　推广家庭医生，缓解看病难还有三难

　　近年来，我国加快推广覆盖“家庭医生”。在云南，半月谈记者调研发现，家庭医生受到普遍欢迎，“看病难”问题得到初步缓解，但推广中也面临一些问题。

　　“在社区医院找家庭医生看病方便多了”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实现基层首诊、分级诊疗的重要项目。项目中，居民或家庭可自愿选择1个家庭医生团队签订服务协议。在云南，家庭医生根据签约服务人数按年收取服务费，按每人每年36元标准给予补助，由医保基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经费、个人分别承担12元。

　　据云南省卫生计生委统计，截至2016年底，全省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人数393.81万人，签约服务率15.3%，其中重点人群签约服务人数228.2万人，签约服务率36.3%。

　　“家庭医生重塑了医患关系。”昆明市五华区人民医院武成社区服务站主治医师赵安珠说，我们的服务得到居民的认可，签约居民的健康状况普遍良好。

　　在武成社区服务站中医诊疗室，52岁的居民刘云燕在做完针灸之后告诉半月谈记者，她去年开始与武成社区服务站签订家庭医生服务协议，近期又新签了一年协议。“方便、快捷、省心。”刘云燕说，相比去大医院排队就诊，在社区医院找家庭医生看病方便多了。

　　为居民开展多种服务

　　云南省卫生计生委主任李玛琳介绍，今年云南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覆盖率要达到30%以上，重点人群签约服务覆盖率达到60%以上。到2020年，力争基本实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全覆盖。现在，家庭医生已对签约服务对象开展了多种服务。

　　建立居民健康档案和实行专业化团队服务。云南省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主要采取团队服务形式，由全科医生、社区护士等会同上级医院全科专家及社区居委会人员、养老机构人员，共同负责社区居民的签约服务。五华区卫生计生局局长许睿介绍，五华区不仅组建近100支全科医生服务团队，还与8家省、市、区级医院建立合作关系，为所辖地段居民提供专业的保健、医疗、健康教育等综合卫生服务。

　　探索多元化、个性化服务。在昆明市主城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深入居民家中，主动调查了解居民需求，明确服务内容及标准，提供个性化、针对性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并保证服务质量的可持续性。云南多地还开设个性化服务菜单，为签约居民提供中医“治未病”服务。各地普遍运用新技术手段，通过建立微信群、QQ群、网页，方便医患双方互动交流。

　　三大难题待解

　　云南省卫生计生委基层卫生处处长谢馨莹介绍，从云南各地运行情况看，家庭医生推广工作还面临双向转诊机制不健全、人才队伍薄弱、基层药品供应不足等“三难”。

　　首先，由于分级诊疗制度不完善，社区医院向上级医院转诊的机制还不顺畅，转诊标准和流程并不规范，基层医院难以及时协调、帮助病人得到专业的治疗。“很多时候是靠私人关系寻求转诊帮助，多方协调才好不容易帮患者争取到床位。”昆明市盘龙区联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护师张绍霞说。

　　其次，基层人才队伍薄弱，制约家庭医生进一步推广。“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难以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李玛琳说，专业人才少、服务需求大成为基层医疗服务的常态。唐石华是云南寻甸县七星镇戈必村卫生室仅有的两名临床执业医师之一。面对441位签约对象和每月3000元的收入，唐石华感到疲惫不堪：“任务重，压力大，很多时候力不从心。”

　　与此同时，基层药品供应不足也是家庭医生面临的一大难题。基层缺药、少药已成普遍问题。昆明市五华区园西路社区居民钟自鸣说，基层医院经常出现药品供应不足的情况，很多时候在社区医院根本买不到所需的药，只能去三级甲等医院排队、就诊、开药。

　　垃圾分类：强制之外，还有什么招

　　全国46个城市将要在2020年底前实现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半月谈记者了解到，为让更多居民参与到垃圾分类中来，在我国的一些地方，妙招频出，以激励手段来吸引、带动居民参与垃圾分类;同时，一些地方已出台规定，让垃圾分类不仅有“软约束”还有“硬杠杠”。

　　一个鸡蛋砸碎垃圾分类“顽石”

　　“3个积分就可以兑换1个价值6毛钱的鸡蛋。”半月谈记者在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尧化门街道了解到，这个垃圾攒积分兑换鸡蛋的举措让居民养成分类倾倒垃圾的习惯。而在此之前，发放垃圾袋配备督导员，每千户家庭一年需要花费60万元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如今，一个鸡蛋就砸碎了垃圾分类的“顽石”。

　　不仅在南京，以激励手段吸引居民参与垃圾分类的做法，正在各地推行。

　　2013年以来上海推行“绿色账户”制度，居民将分好类的湿垃圾准确投放到社区指定地点，可积攒积分用于兑换奖品。截至2017年初，“绿色账户”累计消纳了4.8亿分，兑换奖品的总价值约5000万元，上海市约180万户居民申领了“绿色账户”卡。

　　在北京、深圳等地，则设了“资源回收日”。5个农药瓶子可换一只打火机，40个废易拉罐可以换2把牙刷，8个废旧纸箱就可以换一包食盐……在安徽长丰县造甲乡，全乡13个村(居)试点运营“垃圾兑换超市”，让村民用生活垃圾“以物易资”“以物易物”，鼓励村民主动参与到城乡环境的整治工程中来。

　　多方参与带动垃圾分类

　　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垃圾分类只是一种方式，目的是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常务副会长管爱国认为。

　　广州从2014年起引导社会力量进入低值可回收物回收处理市场，并出台了管理办法，以废玻璃、木质废弃物、餐厨垃圾等低值可回收物为切入点，联合街道、环卫站设置回收点，直接与第三方回收企业对接。

　　据介绍，仅废玻璃一项，广州全市每年要产生约50万吨，大概要占据20万立方米的填充空间。过去环卫部门将废玻璃运往填埋场，不仅花费每吨160元至200元的运费，还要付75元/吨的填埋垃圾生态补偿费以及90元/吨的垃圾处理费。如今将废玻璃直接运送至企业回收，省去了一大笔支出。

　　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提出，推进垃圾收运系统与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系统的衔接，建设兼具垃圾分类与再生资源回收功能的交投点和中转站。管爱国认为，把再生资源回收网络嵌入环卫系统的垃圾清运网络的“两网融合”，将助力可回收垃圾尤其是低值的可回收垃圾收上来和分类处理。

　　“软约束”和“硬杠杠”并重

　　半月谈记者了解到，虽然强制垃圾分类开始时间是2020年底前，但一些城市已出台相关条例和规范。

　　在杭州市，一些垃圾分类试点小区张贴垃圾分类红黑榜，通过张榜公布让大家“互相监督”;同时，杭州还对实施垃圾分类的小区进行评比，让没有通过示范小区评选的上“黑榜” ，以此来提高居民参与垃圾分类自觉性。

　　在宁波市，则在分类方法上推行垃圾分类“实名制”，以家庭为单位，每月向居民发放标注门牌号的垃圾袋，通过门牌号实名追踪每户家庭垃圾分类的正确率。

　　目前，“不分类要被处罚”也开始在一些地方实施。近日，深圳市城管局对外发布家庭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指引中规定，单位或个人未分类投放或者未按规定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的，对个人处50元罚款，对单位处1000元罚款。

　　专家认为，垃圾分类，徒“罚”不足以自行。在宣传引导的同时，应拿出更具可操作性的配套政策乃至真金白银加以引导，辅以严格的约束机制，帮助民众建立环境友好的意识，早日让垃圾分类成为每个公民的自觉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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