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热点：面对人工智能，不要当“鸵鸟和刺猬”

　　作者：华东政法大学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指数研究院 高奇琦、张结斌

　　■ 对于人工智能，有两种态度：一种是“鸵鸟型”，即有意无意地忽视人工智能，把人工智能的发展看成与自己无关的事情;另一种是“刺猬型”，常从臆想出发作夸张的解释，从而得出让人较为惊恐的认识。这两种态度，其实都是片面的

　　■ 在正确把握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之后，人工智能会使人类进入一种“赛托邦”的理想社会形态。在“赛托邦”里，科技将具有实现社会丰裕、促进充分沟通、完善弱势群体的补偿和救济、实现人类的自由解放、提高社会整体和谐的巨大潜能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正在上海举行。全球数百位学界、商界领军人物以及数百家代表性企业汇聚黄浦江畔，众议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如何造福人类社会。不过，在“未来已来”的口号激励下，有人欢喜也有人担忧。

　　科学的态度是“雄鹰型”

　　一开始，人工智能是以“替代论”的形态成为舆论焦点的。柯洁和李世石被阿尔法围棋打败，就暗示了一种“替代论”，即顶尖的职业围棋选手被人工智能打败和取代。与此同时，一些严肃研究也在渲染“替代论”。例如，库兹维尔预言，2040年左右人工智能将超过人类，也就是奇点来临。牛津大学也发表研究，梳理未来哪些行业最有可能被人工智能所替代。

　　对于人工智能，还有两种态度：一种是“鸵鸟型”，即有意无意地忽视人工智能，把人工智能的发展看成与自己无关的事情;另一种是“刺猬型”，常从臆想出发作夸张的解释，从而得出让人较为惊恐的认识。

　　这两种态度，其实都是片面的。科学的态度应该是“雄鹰型”，即在战略上对人工智能有全面把握，在战术上布置具体的做法和战略，并对人工智能的技术发展趋势有清醒的认识。简而言之，就是要高瞻远瞩、认真面对。

　　部分工作可能会被替代

　　人工智能正逐步渗透日常工作和生活之中。人们常常在讨论，哪些岗位、哪些工作可能会被人工智能替代。这里，针对司法领域的一些岗位来作详细讨论。

　　书记员会被人工智能取代吗?从目前的进展来看，书记员的部分工作有可能被取代。庭审过程的语言有诸多特点：法律语言本身就是较为独特的话语体系，庭审过程中还存在口语、方言等差异以及多人对话的干扰。目前的语音识别技术，在面对这些挑战时仍然存在一些局限。当然，这些问题可能会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逐一得到解决。

　　然而，书记员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把庭审记录作进一步提炼，并形成争议焦点等。尽管人工智能领域也有相关算法模型，但提炼出争议焦点是非常难的。此外，书记员与法官的沟通，也不是语言识别系统所能完全替代的。

　　法官会被取代吗?从长远来看，智能审判如果有重大突破，法官的工作是有可能会被形式化的。上海市高院推动的“206工程”，已经在几大类几十个案件上作出尝试性探索。刑事领域，主要涉及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比较明确的罪名，或者规范化程度较高的罪名，如危险驾驶罪等;民事领域，涉及道路交通、信用卡等;行政法领域，主要涉及政府信息公开等。

　　近年来，人工智能的主要进展集中在深度学习等领域。坦率地讲，深度学习的方法对于英美法系的帮助意义更大。同时，用深度学习来作审判结果预测的最大问题是，中间存在“解释的黑箱”。理性来看，法律的过程应该是推理的过程。如果缺乏可解释性，那法院的公信力难免会遭受冲击。

　　律师会被人工智能取代吗?初级律师所从事的案件查询、法条查询、简单的法律合同审查以及简单的法律文书写作，在可预计的时间里将会有人工智能的参与。这会对初级律师形成一定的冲击，但也不会完全取代。人工智能的加入可以节省律师的时间，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去从事更有价值的工作，从而更快地进入高级律师阶段。

　　对人类智能是一大辅助

　　可见，人工智能不是或者不完全是对人类的替代，而更多发挥一种辅助的功能。换言之，人类有望从重复的非创造性劳动中解放出来，进而从事更有创意、更有价值的活动。由此，我们需要转变思路。还是以法律领域为例，人工智能将在以下几个方面产生积极意义：

　　第一，规范。法律本身就是规范。法治的核心内涵是程序化和规范化。近年来力图推动的同案同判，就是希望实现规范的目标。人工智能的发展，恰恰可以高效率地推进解决这一问题。人工智能本身没有情感，可以避免情感因素的干扰，从而在大致相同的条件下作出更加程序化、规则化的判决建议。

　　第二，效率。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法律纠纷和诉讼案件的数量会进一步扩大。而严格来说，法律从业人员的数量并不会极大地增加。由此，可以引入人工智能，来进一步提高审判效率。例如，语音输入系统可以极大地提升书记员的记录效率。这样，一个好的书记员就可以服务多个法官、多个庭审。同时，书记员的能力和收入也能得到提高。

　　第三，精准。人工智能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可以在大数据的基础上提供更为个性化的服务。例如，在之前的许多法律推理过程中，仅凭一己之力，很难穷尽所有发生过的相似案件细节。但借助于人工智能和大数据，这样的效果通过高级检索功能就能实现。

　　第四，人本。这涉及法律的初心。法律的初心就是帮助人们解决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冲突，使社会达到和谐治理的结果，即定纷止争。法律的公平正义就是要让人感到更加平等、温暖以及被关怀。在不规范、低效率和不精准的情况下，最终伤害的还是人。破解这一问题，需要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的合作。这也就回到讨论的主题：人工智能是辅助，而不是替代。

　　推动社会进入“赛托邦”

　　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人类进入“法律的自由状态”。具体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作为法学家的法官。目前，我们的法官虽然审理了大量的实务案例，并积累了诸多实战经验，但常常没有充足的时间来思考更深层的问题。由此，他们的实践经验没有办法得到进一步升华与总结。未来，由于人工智能可以从事部分辅助性工作，会给法官节省大量时间，使他们有可能从“官”变为“家”。

　　第二，作为法官助理的书记员。这样的趋势已经出现，即书记员在法官助理的转型。未来，书记员不仅要跟当事人、律师、法官充分沟通，而且要充分地跟机器沟通。从这个意义上讲，书记员将成为智能时代法庭活动的桥梁。

　　第三，作为新型法学家的律师。法官要向法学家转型，律师也要向法学家转型。律师不仅要思考如何打赢某个官司，而且需要从更高的层面来思考案件对社会的整体性影响。也就是说，律师也要思考法理学问题。

　　由此，就出现了“法律人的法学家化”，或者说“法学家的大众化”。这样的活动都可以建立在人工智能辅助的基础上。但需要强调的是，司法活动的最终决策要由人作出。要时刻把人工智能定位在辅助者的角色上。法律是公平正义的最后屏障。如果我们把法律——这个人类社会重要的裁判工具都交给机器的话，那么人类社会的运转和发展将面临不可预测的风险。

　　总之，作为人类发明的一种技术，人工智能要始终掌握在人的手中。发展人工智能时，要牢记我们的初心是什么。由此，在正确把握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之后，人工智能会使人类进入一种“赛托邦”的理想社会形态。在“赛托邦”里，科技将具有实现社会丰裕、促进充分沟通、完善弱势群体的补偿和救济、实现人类的自由解放、提高社会整体和谐的巨大潜能。当然，前提是人类对科技的高效、正确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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