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基层工作应以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为主

　　周红云(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社会创新研究室主任)：桃源街道将公共服务摆在第一位，对辖区内居民提供非常好的服务，尤其对社区弱势群体的关注。我认为，公共服务对弱势群体的提供，可以在桃源进行探索。在精细化管理、网格化管理上，能否进一步创新，实行流动化管理，例如对重点人员的管理，能否提供先期服务，将矛盾化解在出现之前。和谐企业工作室在协调劳动关系和发挥社区党组织、居委会、社区工作站的作用上很有借鉴价值。这一方面还可以继续创新，例如在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公益性组织上，政府主动培育引导，让它们在社区服务和社区发展中提供应有的作用。

　　吴萨(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党的十七大提出建立社会管理新格局，这就要求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在社会管理事件上，政府和社会边界需要重新调整，从宏观上看政府要退出一部分，社会多管一点，但在具体工作中，就涉及到政府退到什么地方，让步给社会的什么人，等等。在公共服务中，政府不仅不能让，还要加大投入，但也涉及到花多少钱的问题。当前，我们的社会缺乏替代政府承担很多责任的组织。如果政府退出形成一个真空，是否会被一些恶势力或者其他势力抢占，这对制度设计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一个好的社会管理体制交接，一定需要好的法治环境，如果法治建设未达到一定程度就贸然去做这个事情，如果没有法律维护公民权益，可能导致某些势力占领这个地方。改革次序很重要，先构建什么再推行什么，目前可借鉴学习的经验很少。社会管理模式上，不同地区的社会管理方式不同，桃源模式为我们研究解决社会管理创新提供了案例。

　　周叶中(武汉大学研究生副院长)：桃源模式向深圳市和全国推广，需要融入法治理念和法治精神。深圳市有地方立法权，如果能够在总结桃源模式基础上，通过深圳人大常委会制订相应地方性法规，从而使社会管理创新和基础性社会关系，以地方法规的形式加以规范和调整，社会管理的财政保障和部门协调就会有依据。桃源街道的经验值得研究，例如社会矛盾的化解，一格三员创制，基层党组织在其中作用的发挥等等。通过发挥组织的作用，通过相应体制机制的新探索，使得管理模式构成一个非常完整的体系。未来，社会管理创新还应该形成一种理性的工作思路，通过理念创新、体制机制的创新和举措创新，坚持和贯穿民主法治精神，形成可向全国推广的经验模式。

　　鲍寿柏(原安徽省马鞍山市委副书记、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桃源模式的内涵很丰富，是胡锦涛总书记构建和谐社会基层的典范，在当前解决现行体制下具有很好的推广价值。桃源模式有勇气、耐心做这么细致的工作，使人感到很震撼。如果基层政府都能够做到这样，就真的给市委、市政府帮了大忙，使党委政府能够花更多的时间研究经济社会文化工作，推动和谐社会建设。红花岭和谐企业工作室反映了桃源社区管理主体多元化的现实，改变了传统方式的管理思维，值得在各地推广。

　　桃源模式的创新，大量运用高科技手段，为社区经营很大空间，提供多范围平台，培育社区精英，很有新意也很重要。就目前体制来看，社会管理创新的动力，在于政府、精英群体和社会共同体的培育，加上科技力量的多元化。

　　刘世定(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从桃源的经验看，社会需求是以安全为首选，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桃源模式有继续发展创新的需要。无论是社会共识还是自组织特征，都对桃源模式的诞生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在深圳这样一个城市化过程中高流动的社会，桃源模式的管理比较有优势。桃源街道从上到下表现出干事创业的激情，工作卓有成效，充分发挥了社会管理上的比较优势。桃源模式是一种过程模式，不是终极模式。无论学术界还是实际工作部门，对此进一步探讨，有益于发现其适用性和前景。

　　王宁(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主任)：桃源模式是中国改革开放宏大背景下的产物，是解决社会事务的有效模式。社会管理不仅是管理、控制，同时也是服务，是满足居民需要。居民的需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设施、一是服务。如果非营利的设施和服务增加，实际上可以增加居民的幸福感，有助于减少社会纠纷，使人们之间的关系更加和谐。这需要发挥政府的作用，推动社会相关事务的发展。

　　高勇(北京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桃源街道面对的四个问题，不止是深圳、北京的问题，可能也是中国很多大城市存在的问题，解决矛盾的措施也有相似的地方。其他城市可能没有桃源做的这么深入、细致。从制度选择、制度变迁来看桃源经验，已经成为政府最优选择制度，可能形成路径依赖，这就需要我们深入研究桃源模式未来对国内社会管理机制演进的作用。

　　郭圣莉(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桃源模式是建立在一个分工合作基础上系统化的管理方向。网络化提高了效率、方式、方法。桃源街道管理方式在发展，用许多新的高科技、信息化、重新整合旧的传统遇到的瓶颈。

　　社会建设需要社会管理，桃源模式达到了预期效果。但也有一些问题需要思考，例如增长性需求怎么去解决?精细化的系统遇到突发性事件如何解决?新社会组织如何发展?这也是基层社会管理改革的重点难题。桃源模式有责任探索这些前沿的问题，前瞻性地思考。

　　于显洋(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桃源模式一格三员是对社会管理方式方法的发展，深圳在社会管理上的创新，应该认真研究总结。和谐企业工作室，应该要每周每月固定提供服务，改变目前的不定期状态。社区管理讲究简单化、常规化、规范化。基层社会管理的桃源模式，值得成立一个专家组或者专家队伍，长期跟踪研究。针对未来的变化，不断适应新形势发展。

　　徐家良(上海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桃源街道定位“要建设平安桃源、和谐桃源、阳光桃源、数字桃源”，我认为这个目标还是要求低了一点，应该是“幸福桃源、快乐桃源。”桃源模式的理论基础还可以增加两个理论，一是多中心理论，强调政府、企业和社会三元组织互动组织治理，二是需要型治理。例如和谐企业工作室，能否尝试工资协商谈判制度，能否设立社区基金会，照顾困难群体，等等，这些实践创新，一定能在桃源模式基础上产生更完备的模式，争取全国先进。

　　刘玉照(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桃源模式做得很到位，一个是在分片管理上，分到这么细的程度，我第一次看到。二在应急体系建设上也做的非常细致。三是在技术手段的运用上。深圳是真正意义上的移民城市，出现了外来工群体、小区业主纠纷、拆迁改造等问题。基层政府管理任务艰巨。城市人口急剧扩张，政府管理的思路要不断适应变化而发展，这就要求我们改变以往按照经济发展生产要素的思维，从过去技术、资本的角度转变为目前个体的需要，以实现社会管理服务的升级。

　　冯仕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第一次接触桃源街道，看到这么爱思考、又有能力的领导班子，确实印象非常深刻，可以说是耳目一新。桃源街道的精细化管理，也就是丰田介绍的精益管理，做得很扎实。桃源街道有强烈创新意识，创新技能值得肯定。桃源街道领导提出了“一二五”的管理模式，为我们基层工作提供很好的样板。

　　刘铎(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探讨基层社会管理，应在街道、社区两个层面加强研究。包括基层民主、社区管理、社区公共服务等三个问题缺一不可。桃源街道做得很好，已经在深圳走在前面。特别是在加强统筹上，桃源通过一格三员，充分统筹统一起来，加强了专业化。在技术上，桃源很多创新令大家震动很大，耳目一新。

　　刘能(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桃源街道的成功经验，得益于足够的财政资源、行政管理团队的工作态度和解决问题的意识。注重实效以及信息化手段的运用，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桃源模式的创新管理恰逢其时，获得了推广的良好条件。未来，桃源模式可以在激励方式上做进一步创新，有针对管理上预先研判辖区人口变动趋势，增强社会管理的科学化水平，强化居民的地域认同感。

　　张永宏(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副教授)：桃源模式的最大特点就是为解决基层问题提供解决方案，桃源基层建设是非常好的范例。我们一直在呼吁大社会、小政府，但如果政府不履行自己责任，这个社会能否支撑下去?我一直期待中国能够走出一条独特的道路，桃源街道的探索说明了，只要政府把责任履行了，基层社会管理迈上新台阶，有助于推动公民社会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