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教师资格《幼儿心理学》复习：第二章(4)

　　4.关于“关键年龄”问题

　　儿童心理发展的关键年龄是3岁、7岁、11～12岁。这是一种转变的年龄，是产生急剧变化的年龄，或者叫做危机年龄，即三岁危机(在先学前期之末)、七岁危机(在幼儿园与小学年龄之间)、少年危机(在小学年龄末期)。危机时期具有两个特点。

　　(1)危机时期是比较短暂的，但变化是急剧的，危机时期在儿童心理发展上表现为容易发生否定现象(如学习兴趣低落，和周围的人容易发生冲突等)，但如教育及时，也可以不发生。

　　(2)危机时期如能正常度过，就随之在儿童心理发展上出现新的面貌。如三岁危机正常过渡后，可以看到儿童心理上自我抑制能力的迅速发展。七岁危机正常过渡后，可以看到儿童更大的独立性，和别人的关系上更加丰富多彩。

　　他们还认为，在危机年龄过渡之后，儿童心理发展就进入了一个平稳期。

　　艾利康宁、达维多夫关于儿童心理发展的理论是当时苏联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有很多可供参考之处。但是也有许多问题还是很不清楚的，例如，何以儿童心理发展过程是以需要、动机为主和以智力、认识为主两者互相交替的过程，还缺乏充分的科学性的阐明。

　　解放前我国儿童心理学发展概况

　　虽然在我国古代学者的著作中有很丰富的心理学思想，也包括儿童心理学思想，但心理学、儿童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在我国科学史上的出现，则是晚近的事情。

　　近代中国心理学也和其他学科一样，是随着资本主义侵人中国时一起进来的，是和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之道和近代文明文化的运动分不开的。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到解放前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性质的。各种科学也都打上这个烙印，大多是原封不动地把资产阶级的东西照搬进来，而且是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统治服务的。心理学、儿童心理学也是一样。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心理学，只有在解放以后才有建立的可能。

　　最早的心理学著作是什么时候被介绍到中国来的，现在还不确切知道。有人说，1907年王国维译的、丹麦学者哈甫定(H. Haffding)著的《心理学概论》，算是最早的，也有人说，比它更早的，可能还有。儿童心理学著作被介绍进来，则比较更晚些。大约在五四运动前后，已有几种资本主义国家的儿童心理学著作被翻译过来，如艾华编译的《儿童心理学纲要》，陈大齐译、德国高五柏(R. Gaupp)著的《儿童心理学》等都是。与此同时，当时的师范学校和高等师范学校也开始开设儿童心理学课程。例如，我国最早的儿童心理学家陈鹤琴于1919年留学回国后，就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授儿童心理学课程。讲授的内容也大都是根据西方儿童心理学家如普莱尔、鲍德温、霍尔、华生等人的著作编译而成的。

　　最早的儿童心理学的研究工作可能要算陈鹤琴的日记法的研究。他对他的儿子陈一鸣从出生到大约三岁进行了长期的观察，作了日记式的记录，而且还作了摄影记录[见陈鹤琴著《儿童心理之研究》(1925)]。在他的影响下，以后有很多人从事和这类似的研究，如葛承训的《一个女孩子的心理》、费景瑚的《均一六个月心理的发展》等。同时，在陈鹤琴的指导下，在南京鼓楼幼稚园也进行了一些有关幼儿心理的研究。

　　儿童心理的测验研究引进我国也是比较早的。1921年出版了陈鹤琴、廖世承合编的《智力测验法》，对智力测验作了详细的介绍。1924年陆志韦等修订的比纳一西蒙智力测验》。随后，先在南京、上海一带，以后在全国范围内测验就流行起来。

　　也有人用问卷法对儿童心理进行研究，例如，葛承训通过用问卷表来对儿童兴趣进行调查并加以统计说明，出版了《儿童心理与兴味》一书。以后这样研究，散见于刊物上的也很多。

　　弗洛伊德学派的心理学传入中国也很早。在这个学派的影响下，在我国一些医疗和儿童福利机关也开始了儿童行为诊疗和指导工作。以后，儿童心理卫生的研究也逐渐发展起来。

　　在新中国成立前这一时期内，西方有关儿童心理学的著作(其中也包括儿童学的著作)陆续被译成中文(如霍尔、华生、阿德勒、考夫卡、勒温等人的著作)，但翻译没有计划，不系统，也不完整。

　　解放前在儿童心理学研究上贡献较大的是陈鹤琴，这在上面已经说过了。其次是黄翼，他在浙江大学主讲儿童心理学，创办培育院，进行研究工作。他著有《儿童心理学》《神仙故事与儿童心理》《儿童绘画心理》等书。他曾重复皮亚杰的一些实验，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在他的指导下，还研究了儿童语言发展、儿童性格评定等。

　　解放后我国儿童心理学发展概况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广大的中国土地上成立了社会主义共和国，为建立马克思主义心理学、儿童心理学提供了政治条件。

　　新中国成立以后三十年间儿童心理学的发展，大体上经过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1958年。主要是学习苏联的儿童心理学，学习苏联儿童心理学工作者在党和政府领导下所取得的成就，学习他们探索建立马克思主义儿童心理学的经验(正面的、反面的)，以及学习他们关于儿童高级神经活动的研究。在这些方面，我们的学习是有很大收获的，它为以后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儿童心理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学习苏联儿童心理学的过程中，大多数人都能够注意中国实际，当然，也有少数是教条主义的学习，但这不占主要地位。有些人在学习苏联儿童心理学的过程中，结合中国儿童实际进行了试探性的研究，如学前儿童方位知觉的研究，词在儿童概括认识中的作用的研究等。特别是为了配合教育改革进行了6、7岁儿童年龄特征的比较研究、小学生学习代数知识的研究，取得了很好的研究成果。有些人进行了我国儿童高级神经活动，特别是儿童两种信号系统相互关系的研究。此外，为了建立心理学、儿童心理学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解放前我国儿童心理学和儿童教育影响很大的美国实用主义者杜威的心理学思想也进行了系统的批判。

　　但是，到了1958年，这种学习和建立马克思主义心理学、儿童心理学的势头却受到了严重的挫折。当时在心理学界进行的一次批判运动，完全否定解放以来心理学、儿童心理学的成就，而且对学术问题采取了违反“双百方针”的方式，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心理学、儿童心理学从此陷于万马齐喑的局面。

　　第二阶段：1958～1965年。这一阶段可以说是恢复和繁荣的阶段。1958年的“批判”引起了心理学界的普遍愤慨，心理学中断的工作局面引起了党和群众的关怀。为了扭转这个尴尬的局面，1959年“五四”以后，各地有关学校和报刊在心理学、儿童心理学领域中重新恢复了“百家争鸣”的讨论，允许并鼓励被批判的心理学家发表自己的意见。从此，又为心理学、儿童心理学的健康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气氛。

　　60年代初期这一段时间内，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心理学、儿童心理学第一个繁荣时期。

　　首先，在60年代初期的五六年中，仅仅在举行过的第二次心理学代表大会(1960)、第一届教育心理学术年会(1962)、心理学会第一届年会(1963)上提出的儿童心理学论文就达到百篇以上。就年龄阶段说，从儿童早期到青少年期都有研究，其中以关于幼儿心理和学龄初期儿童心理的研究较多。就研究的方面说，也是丰富多彩的。在生理机制方面，除了古典的儿童高级神经活动之外，还研究了不同年龄阶段儿童脑电活动。在心理过程方面，从感知觉、记忆、语言思维到个性发展，都有一些有价值的研究，特别是结合教育教学进行的思维发展的研究占有突出地位。在马克思主义儿童心理学理论的探索方面，也作出了很大的成绩，关于建立马克思主义儿童心理学理论的尝试，受到国内外的注意，其中关于儿童心理发展的动力或内部矛盾的研究，包括已发表和未发表的就有几十篇论文，提出了各色各样的意见，真是做到百花齐放。关于儿童心理发展年龄特征的理论问题，也发表了一些很好的论文。

　　其次，在1961年文科教材会议上，组织编写了高等学校用的普通心理学、儿童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的教科书。

　　《儿童心理学》于1962年开始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为指导的儿童心理学教科书，在培养我国儿童心理学专业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方面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当然，也还存在着不足之处，有待于进一步改进。

　　至于对西方儿童心理学的评价工作，这一阶段也开始有所注意。如有了一些关于皮亚杰、瓦龙等人的儿童心理学的介绍、评论及翻译资料等，甚至还有人重复了他们的实验，逐步转变解放初期那种对于西方心理学的轻视态度。但是评价工作仍然做得很不够。

　　第三阶段：从1966年到现在。这是心理学、儿童心理学从濒临毁灭再度走向繁荣的阶段。“文化大革命”前夕，文痞姚文元从对一个儿童心理学的实验报告的批判开始，袭用1958年心理学“批判”的腔调和手段，对心理学、儿童心理学发动了新的围攻。接着，在“四人帮”打击迫害知识分子和扼杀科学文化的险风恶浪中，心理学被宣布为资产阶级的“伪科学”，老一辈的心理学家普遍受到批斗，心理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下马了，人员失散了，心理学、儿童心理学再度陷于毁灭状态。

　　1976年，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挽救了党，挽救了人民，也挽救了心理学。在党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号召下，心理学、儿童心理学再次走向繁荣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