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以来，我国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实质上就是扩张性财政政策。而在当前中国主要采用了增发国债，扩大财政支出的办法，在收入方面，从宏观税负来看，不仅没减税，而且是在超常增税。这可以从这些年来税收弹性系数的超常增长和宏观税率的不断提高上反映出来。税收弹性系数是指税收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间的函数关系。

　　长期以来，我国税收苏入的增长率一直低于GDP的增长率，即税收弹性系数小于1。然而，1997-1999年，税收弹性系数大幅度提高，这三年分别为1.98、1.89和1.88，平均为1.92，即税收增长率几乎为GDP增长率的两倍。而今年上半年，GDP增长率为 8.2%，税收增长率为20%，弹性系数为2.44，更是超常增长。这几年来，由于税收增长率大大高于GDP的增长率，因此带来宏观税率，即税收苏入占 GDP的比重不断提高，大体上每年增长近一个百分点。

　　减税空间及其效应问题

　　至于减税问题，我国流行的观点是：“当前我国实行减税不可行”。

　　理由有三：一是我国税收占GDP的比重过低，减税空间不大;

　　二是我国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降低了减税的刺激效应;

　　三是在当前我国的情况下，减税很可能会大量减少财政收入，财政难以承受。

　　应该说，在当前我国大幅度减税确有困难，但并非减税空间一点没有。事实上，我国在1999年已陆续出台了一些减税措施。当前还可以在以下方面作些思考：

　　1、在我国，减轻纳税人负担，应从税费总负担考虑。衡量我国宏观税负的指标，分为三个口径：

　　一是税收苏入占GDP的比重，称为小口径的宏观税负;

　　二是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称为中口径的宏观税负;

　　三是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称为大口径的宏观税负。

　　这里的“政府收入”不仅包括财政收入(预算内收入)，而且包括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社会保障基金收入等。根据对1995年有关数据的测算，当时小口径的宏观税负仅为10%，显得偏低;而大口径的宏观税负约在25%左右，显得偏高。通过费税改革要减轻企业和居民的总体负担，在这之前，如果单独提高小口径的宏观税负，就不是减轻而是加重企业和居民的税费总负担，这会抑制经济的发展。

　　2、在许多方面，不仅费多，税也多也重。比如我国增值税的基本税率为17%，如果换算成“消费型”的增值税，则税率高达23%，这比许多国家都要高。又比如目前的内资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为33%，这同目前美国等许多发达国家的税率水平差不多，但考虑到目前我国企业的盈利水平很低，这一税率也偏高，而三资企业的实际税负水平只有10%左右。此外，汽车和住宅的税费过多过重，据统计，我国对汽车购买和使用中征收的税费多达10多种，致使我国汽车的售价平均高出美国一倍，严重制约了汽车的消费。

　　3、要正确对待税收同财政支出之间关系。税收苏入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其收入的基本目标就是满足政府公共支出的需要。在政府职能既定的前提下，宏观税负的高低，应以所取得的税收苏入能够维持政府正常行使职能的经费支出及提供公共产品的最基本供给的资金需要。问题在于目前我国政府职能不清，存在职能错位、政企不分、包揽过多的问题，表现为政府机构过于庞大，吃皇粮的人员过多，支出浪费严重。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改革开放初期的4.7%增加到目前的 15%左右。这个问题不解决，使税收任务一再加码就会破坏了整个经济基础，从根本上扼杀了税源。因此，政府机构的精简和效能的提高，财政支出的节省，可为减税提供相应的空间。

　　4、减税，不论是对流转税、所得税和其它税来说，都会对生产和消费有明显的刺激作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减税让利，明显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就是个有力的证明。减税之所以会具有扩张效应，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都是价格的组成部分(价外税只是个形式问题，不改变问题的本质)，在价格一定的条件下，税额的大小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企业可支配利润的多少。根据市场原则，企业之所以要投资和经营是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这里的利润最大化，是指企业在交纳流转税、所得税和其它税之后，留归企业可支配的利润最大化。因此，税负的高低(包括流转税和所得税)会直接影响利润率，从而影响社会投资的积极性。

　　5、减税并不意味着颊苏。我们应当借鉴西方国家80年代税制改革的经验，实行“低税率、宽税基、少减免、严征管”的经验，其结果由于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税收总额不一定减少，甚至有可能增加。80年代美国的里根政府采纳供应学派的主张，实行减税政策来应对经济滞胀，这为90年代以来经济持续上升奠定了基础，并实现了从连年的巨额赤字到有较大财政结余的重大转变。我们国家目前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不少税率偏高，税基偏窄，特别是减免过多过乱，既影响了税收苏入，又不符合国民待遇原则和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