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有媒体报道北京第一批外迁公司有207家，主要涉及化工、建材、铸造等门类。目前名单已经通报给天津、河北等地。对接的流程是北京市提供外迁企业名单，由天津、河北等地在名单中甄选。如果对接意向确定，由当地政府部门和北京市发改委完成对接。由于上述企业大多为“三高一低”企业(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尚未出现对接成功案例。

　　“京津冀一体化”并不是最近的提法，谋划早已有之，但是进程缓慢。今年3月李克强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加强环渤海及京津冀地区经济协作”，这为一体化从“提法”到“做法”铺就了道路。而今年2月底，习近平总书记也听取了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他强调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要坚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扎实推进，加快走出一条科学持续的协同发展路子。

　　中央关于京津冀一体化的决策当然毋庸置疑，既是民意所向，也是大势所趋。一方面，北京作为首都，交通、住房、环境的压力与日俱增，亟需腾挪出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天津与河北是较好的选择;另一方面，天津与河北多年来与北京的发展存在一定的脱节，也需要跟上北京的步伐，承接北京一些产业和事业的转移可相得益彰。

　　如果一体化能够顺利落实，那么这个设计堪称完美。但现实告诉我们，要想落实这个规划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否则一体化早就水到渠成了。前述媒体报道的现象就是典型的困难，正如河北一名官员所言，“第一批外迁的公司大都是高污染、高耗能企业，这样的企业到哪里都是负担，所以目前天津、河北承接的热情不高。”他们正在等待第二批外迁的公司名单，但问题也在于，第二批如果还是类似的企业，河北与天津又该如何选择?

　　从第一批外迁公司多为“三高一低”企业，我们可以看出“迁出地”的精明，但“迁入地”也有智慧。京津冀一体化既是利国利民的国家战略，也是各方利益博弈的漫长过程。在我们看来，目前一方提出外迁企业名单等待另一方遴选的方案效率并不会太高，甚至可以说，天津、河北甄选企业的犹豫或审慎值得赞赏。

　　地方政府对于“三高”企业提高了准入门槛，正是中央提出“告别以GDP论英雄”后的良好反应。当然，如果京津冀都坚持目前的迁出迁入标准，那么一体化无疑会陷入某种僵局。换句话说，我们需要一个让双方更能接受的方案，也就是依据习近平提出的“互利共赢”原则，调整外迁公司名单，呈现一个“肥瘦”搭配的产业格局。

　　首先，北京外迁企业不宜过于集中于化工、建材、铸造等“三高”企业，否则将面临无处接收的窘境。虽然从“理性人”的思维考量，北京的做法无可厚非，它当然希望高附加值、低能耗、低污染的企业留在首都，但是作为国家战略，京津冀一体化不只是为了解决北京的烦恼，也需要提升天津、河北的产业层次。

　　其次，天津、河北也可以主动提出希望迁入的企业名单，继而结合北京希望迁出的企业名单，形成某种合理的搭配。任何决策和选择都是利弊兼有，京津冀的一体化需要共享繁荣，也需要共担风险。换句话说，天津、河北也不能只打自己的算盘，也需要有所担当。

　　再次，转移的企业也需要端正态度，撤离北京不应该是落寞地离开故地，而应该是积极地奔赴前程。企业从北京到天津或河北，换了主战场也要转换企业战略，这些企业可以利用新环境里税收、土地、人力等优势降低企业运行成本，在市场中增加竞争力。同时，这些企业也需要通过机制创新、技术升级等方式改善能耗、污染较高的产业现状。

　　当然，对于迁出的企业，也应该充分尊重其经营自主权，在落实国家战略与维护企业利益之间达成平衡。该优惠的要优惠，该给予退出补贴的要补贴，产业的转移不能完全是行政决定，也需要市场经济的思维。总之，京津冀一体化需要一套搭配得当的企业组合，不能光考虑一方的利益，需要多方协商博弈，最终才能将这个国家战略落实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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