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名家：走近胡适

　　主持人语：胡适（1891～1962），字适之。安徽绩溪人。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校长、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等。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开拓者之一，美国《展望》杂志曾把他列为当今世界最有影响力的100位伟人之一。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胡适是一个起过重要作用的关键人物。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在极左思想的支配下，我们曾将这样一位在中国文化史上重量级的人物贬得一文不值。现在，我们对胡适总算有了实事求是的评价。下面三篇文章，将有助于引导同学们走近胡适这位大师。

诸位毕业同学：

　　你们现在要离开母校了，我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你们，只好送你们一句话罢。这句话是：“不要抛弃学问。”

　　以前的功课也许一大部分是为了张毕业文凭，不得已而做的。从今以后，你们可以依自己的心愿去自由研究了。趁现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努力做一种专门学问。少年是一去不复返的，等到精力衰减时，要做学问也来不及了。即为吃饭计，学问也绝不会辜负人的。吃饭而不求学问，三年五年之后，你们都要被后来少年淘汰的。到那时再想做点学问来补救，恐怕已太晚了。

　　有人说：“出去做事之后，生活问题急需解决，哪有工夫去读书？即使要做学问，既没有图书馆，又没有实验室，哪能做学问？”

　　我要对你们说：凡是要等到有了图书馆方才读书的，有了图书馆也不肯读书。凡是要等到有了实验室方才做研究的，有了实验室也不肯做研究。你有了决心要研究一个问题，自然会撙衣节食去买书，自然会想出法子来设置仪器。

　　至于时间，更不成问题。达尔文一生多病，不能多做工，每天只能做一点钟的工作。你们看他的成绩！每天花一点钟看10页有用的书，每年可看3600多页书；30年可读11万页书。

　　诸位，11万页书可以使你成一个学者了。可是，每天看三种小报也得费你一点钟的工夫；四圈麻将也得费你一点半钟的光阴。看小报呢？还是打麻将呢？还是努力做一个学者呢？全靠你们自己的选择！

　　易卜生说：“你的最大责任是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器。”

　　学问便是铸器的工具。抛弃了学问便是毁了你们自己。

　　再会了！你们的母校眼睁睁地要看你们十年之后成什么器。

　　（选自《胡适随想录》）

　　【阅读提示】

　　散文是胡适的重要文学成果之一。他的散文，材料翔实，说理透彻，文风平实，明白晓畅，代表了现代散文的一个重要流派。阅读他的散文，可以从中得到许多知识的享受和人生的启迪。这篇演讲的中心话题是不要抛弃学问，全文思路明晰，行文流畅，层次分明，首先提出赠言，之后阐述做学问重要和如何做学问，最后表达希望与祝愿。

　　在北大史学系读书的四年（1931～1935），正是适之师在北大做教授的时候。

　　我听过他的课，课程名称回忆不起来了，是哲学史的课，记得他讲淮南王书、禅宗和尚、神秀、慧能。现在想来，在史学方面我只从胡先生那里学到一些零零碎碎的知识，没有学到他的史学思想、思想体系。思想上受他影响最深的倒是《红楼梦》考证。我喜爱《红楼梦》，爱读关于《红楼梦》考证的书，赞成他用《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等的材料，考订《红楼梦》写的是曹雪芹的家世和自传。我没有研究红学，但我一直坚持此说。这是胡先生对我的影响。

　　在校期间，有两件事胡先生给我的印象极深刻，使我感动，也使我深受教育。一回是他对到北大偷听课的学生的态度。当年北大附近，特别是沙滩周围，住着很多不是北大学生的。这些中，一部分是考学落第准备明年再考的学生，一部分是北伐革命战场上退下来的青年。当年的北京大学，是一个向社会青年敞开大门的大学。住在沙滩和附近的不是北大学生的青年学生，和北大学生一样挎起书包走进北大课堂，找个座位就坐下听课。教师不问，学校也不问。一天，胡先生上课，拿出一张纸来，说：“你们谁是偷听的，给我留下个名字。没有关系，偷听、正式听，都是我的学生，我想知道一下我的学生的名字。”胡先生的高明和胸怀，使我很感动，很受教育。偷听生，都是真念书的。他们都是有社会经验的人，对社会理解深，听课理解深，当时就有一句话：“正式生不如旁听生，旁听生不如偷听生。”胡先生的话，改变了偷听者的身分，偷听成为正大光明的听；胡先生的话，教育了青年，要做胸怀开阔的人，纯朴、高尚的人。

　　另一件事是：胡先生每星期拿出一个星期日的上午在家接见青年学生，解答问题。什么问题都可以问，可以谈，他尽力解答。那时他住在地安门内米粮库（解放后，这座房子50年代是画家陈半丁先生住，后来是邓小平同志住）。我去过胡先生家一次。问什么问题已回忆不起来了，大约主要是好奇，要去看看，不一定有什么问题要问。“高朋满座”，都是青年学生。有问有答，有讨论，有辩论，气氛热烈，高兴和谐。我认为这个办法很好。我在北师大教书，很想学胡先生每星期找出一个固定时间接见学生，借以接近学生，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但始终没有做到。这里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由此我就更佩服胡先生的精神、毅力了不起。

　　我在1936年的《教育短波》上曾写过一篇《闲话国联》，评胡适之先生的《国联还可以抬头》一文，当时，在“民主”“科学”精神培育下的北大的校风就是爱真理、追求真理。我虽然批胡先生，但一点也没有降低我对老师的尊敬。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老师谆谆教诲学生者，即爱真理、追求真理。我想我这样做，老师是会高兴的。

　　1947年，我去美国，请胡先生为我写了进哥伦比亚大学的推荐信。我不知道哥伦比亚大学的入学手续，有了胡先生的介绍信，没有任何考试我就入学了。

　　1995年12月，我去台湾参加傅斯年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和学术研讨会，住在中央研究院招待所，胡先生的墓就在中央研究院大门对面的山坡下。史语所所长黄宽重教授陪我去谒墓。我向胡先生行三鞠躬礼，默默致哀。胡先生远离故乡，飘零外地，魂而有知，会寂寞凄楚。愿台湾大陆早归统一，北京大学和先生的学生会迎先生回归故乡或北大校园。朝朝夕夕，有学生伴随；听学生歌声、朗朗诵读声。

　　愿先生安息！

　　（选自《追忆胡适》，有删节）

　　【阅读提示】

　　一个好的老师，对学生的思想、成长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何兹全教授在这篇回忆性散文里，道出了胡适对他的影响，重点记叙了两件平凡小事，从中不难看出胡适先生令人敬佩的伟大人格。

　　中国公学，滨江临海，从吴淞镇起直到炮台湾筑有一条长堤，每天潮来时，惊涛拍岸，使人有海阔天空之感。

　　胡适主持中国公学，除有关校务的重要政策须亲自参与决定外，余多不过问。他建议校董会，聘请杨亮功为副校长，住校主持行政。他任命了总务处、教务处等部门负责人，就把权力交给他们，信任他们。胡适自兼文理学院院长。他每周星期四来校一天，重要校务，多在此时商讨。上午10时至12时，在大礼堂上大课，讲的是中国文化史。下午除继续处理校务外，还接见学生。胡适接任校长时，只有300名学生，一年之间，增至1300多人，发展很快。

　　胡适聘请教授，兼容并包有蔡元培作风，不分派别，不限资格。以中国文学系来说，有经学家王闿运的学生马宗霍教先秦古文和许慎《说文》，有左派作家白薇教戏剧，有青年作家沈从文教小说，有陆侃如和冯沅君教古典诗、词的考证，有郑振铎教西洋文学史，等等。陆、冯、沈的年纪比我们一些同学还小。有一位60岁左右的同学，比胡适大20多岁，是高等师范毕业，因仰慕胡适而来求学的。沈从文只读过小学，是胡适把他安排上大学讲座的。选他课的约有20多人，但当他第一天上课时，教室却坐满人。他在讲坛上站了10多分钟，说不出话来。突然他惊叫了一声，说：“我见你们人多，要哭了!”这一句古往今来堪称奇绝的老师开场白刚刚说过，就奔流似的滔滔不绝把当代中国的文坛说了1个小时，特别对新兴作家巴金等的评述讲得最详细。

　　胡适把中国公学办得生气勃勃、整整齐齐。以前，中国公学是闹风潮的，胡适便是于l928年4月底风潮未解决时来接任校长的。他来接任后，各派学生都拥护他。学校安定了，学生才得专心潜研学问。这所大学，宁静得犹如我国古代的书院。他在中国公学培养了一些杰出人才，国际著名物理学家吴健雄便是数学系的女学生，著名史学家吴晗也在这所学校里受到史学的训练。

　　胡适于1929年5月间发表《人权与约法》和《知难行亦不易》，7月又发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激怒了当局。他不愿因他个人的思想言论影响学校的立案问题，向校董会提出辞职。校董会恐怕因此引起学潮，坚决慰留再维持一个时期。胡适此时便开始筹划继任人选。到l930年5月初，胡适又向校董会重提前议。中国公学同学知道这个消息后，立即开全体学生大会，作成决议：“宁可不立案，不能让胡校长辞职。”大会并派学生代表水泽柯等向校董会恳切请愿。胡适于是召集全体学生讲话，且举北平协和大学牺牲世界著名学者作校长以求立案的例子。大家感动极了，不少人流了泪。当时规定，凡私立大学不得立案的政府不承认，学生毕业后，学校发给那张毕业证书不能做资格的凭证，学生出路困难。我们同学却毫不反顾，一致决定宁可不立案，不让胡适辞职，而胡适为着学生的前途，却恳切劝慰学生。当年中国公学这一段师生关系，给胡适传记留下了一页光辉的记录。

　　（选自《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有删节）

　　【阅读提示】

　　《师门五年记》是一本小孩子、成年人看了都能受感动的书。正像史学家严耕望先生所说：“此书不仅示人何以为学，亦且示人何以为师，实为近数十年来之一奇书。”罗尔纲怀着深深的感念，从一个学生的角度记下了他师从胡适的点滴，让我们近距离地目睹了胡适这位中国近代史上“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大师胸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