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归属面面观：公务员最有归属感

　　寻找职业归属感

　　现代社会的人越来越容易被这个故事打动。

　　考古学家去非洲找寻印加帝国文明的遗迹，雇用土著人作向导。第四天，土著人拒绝行动，因为这里自古流传着一个习俗，每走三天要休息一天，以便让灵魂追赶上疲惫的身体。

　　社会的发展步伐越来越快，个体成员的疲态已经快掩饰不来。

　　根据雷格斯最新调查，过去一年，中国大陆上班族所承受的压力在所有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一。

　　个体与组织相互依存。

　　成员的灵魂是否能跟上组织的目标？作为成员的个体，是否能从组织汲取到生存的能量与乐趣？

　　归属与被归属，是双方共同的渴望。

　　纺织女工的苦与累，不需多说。从哭着闹着要离开，到一点点感受关爱，再到将团队营造出“家”的感觉，钟利萍用了20多年。可这几年她发现，留住人越来越难了……

　　十八大女代表、纺织工钟利萍的归宿感

　　文_本刊记者 李天锐

　　钟利萍哭了。

　　这是1991年夏天，内江市棉纺厂细纱分厂丙班刚刚进行完操作考试。在这次实习生毕业“大考”中，19岁的钟利萍挨了“当头一棒”——平日里理论功底不错，自信满满的她，单项接头操作时间3分17秒，远远超出50秒的及格线，在同组24人中排名倒数第一。

　　厂里的师傅开始选徒弟。一个，两个……同学陆陆续续被挑走，几分钟后，只剩她还站在原地。这时有人朝她走来，钟利萍心头一热，忙低下头。谁知来人绕过她，径直向旁边走去。

　　那一刻，她发疯似的想要离开，越快越好。

　　破碎的“医生梦”

　　进入棉纺厂的头几年，钟利萍没有多少归属感。她更想成为一名医生。

　　她出生在医生世家，外公和母亲都在威远县医院工作。钟利萍记得，小时候跟着外公回乡下老家，堂屋里等满了慕名而来的病人。每次外公诊断完，病人都是拱手、作揖，连连称谢，不少痊愈的病人甚至走十里山路来家表示心意。一旁帮忙的小利萍，也颇有“成就感”。

　　据说，年幼的钟利萍，已展现出当医生的潜质。打预防针时，比她大的小孩怕针，外公爱喊：“利萍，你来！”她打完了，别的小孩也排好了队。玩耍时，医院里的小伙伴见到危重病人就吓得跑开，她却上前，问医生要不要帮忙。那时，外公和她都已认定，白色的大褂，幽静的环境，是她将来的归宿。

　　然而，初二那年父亲遭遇的一场车祸，终结了钟利萍的医生梦。

　　“父亲伤得很重，肋骨断了好几根。”高额的治疗费让家庭变得拮据。

　　1988年9月，已考入威远中学，就读不到一星期的钟利萍，收到了内江棉纺厂技工校的录取通知书。拿到它，就意味着不用再给家里增加负担，还预订了“纺织工”的工作。

　　“技工校是暑假里医院几个伙伴凑热闹去考的。我还是想考大学、当医生，是医生救了我爸爸啊！”钟利萍不甘心，哭着申辩。但这时，在钟家姐弟二人中，家里只能负担一人的学费，父母更看好弟弟。

　　很快，家人将还在“闹情绪”的钟利萍从威远送到内江。病重的父亲出马，让她感受到关心的同时，亦读出了“押送”的味道。

　　三年的技工校生活漫长而无聊。没有学业和竞争的压力，考试60分过关。但钟利萍觉得没学到东西。有时做梦，还会在医院里。

　　技工校的最后一课——厂房实习，成了她“爆发”的导火线。

　　一进车间，震耳欲聋的声响，四处乱飞的棉绒，刺鼻的异味，让钟利萍感到窒息。再加上每天要来回在车间走几十里路，她腰酸腿痛。

　　“之前我连厂房的概念都没有。想象中还跟医院一样安静，有树有草。”钟利萍说。

　　这时，一个消息传来，昔日里成绩不如她的两名好友分别考上了同济医大和华西医大。祝贺完好友，她再也坐不住，回家向父母哭诉：“我也要回来考大学，当医生。”

　　“怎么可能呢？”已罹患癌症的父亲告诉她，家里确实没办法。“你好好努力，将来争取分一个好车间嘛。”

　　然而，毕业操作考试3分17秒的结果摆在面前。站在车间里，她在想，棉纺厂应该不是我的归宿吧。

　　因为爱情

　　最终，厂里的威远老乡秦云英收下了钟利萍。从此，这个对棉纺厂不感冒的女孩，心态一点点发生着变化。

　　“这都是眼见就能学会的活，我对你有信心。当然，首先你要安下心来。”秦云英似乎猜到了钟利萍的心思，开始讲她过去的经历：“我也是很小就被送出来，也曾经在棉纺厂坚持不下去……”听了很久，钟利萍心想：事已至此，不如跟着师傅试一试吧。

　　当时，每天除了睡觉，钟利萍都和师傅在一起。她记得师傅的很多事：一次，同小组工友遭到家庭暴力，师傅把工友接到家里来住，为她讨了公道；一次，厂里搞“操作比武大[微博]赛”，身体微胖的师傅比完后，又蹦又跳地为队友加油。这些细节，让钟利萍开始认同这个小集体。

　　也是在这次大赛上，师傅轻盈而优美的动作让钟利萍受到震撼。“我们都是要强的人，我跟师傅说，将来我也要参加。”在师傅监督下，她开始苦练技能。“每天练十多个小时，做得不好时，师傅要打手。”

　　在此期间，钟利萍与同车间的检修工人杨晓兵恋爱了。“我到他家去，他的父母很喜欢我，外婆还拿出放了很久舍不得吃的糖来招待。”钟利萍坦言，淳朴的一家人，给她一种久违了的、被宠的感觉。由于杨晓兵的父母和姐姐都是厂里职工，钟利萍与棉纺厂的“距离感”又拉近了几分。

　　然而，两个年轻人的爱情并非一帆风顺。“我妈妈听说后，当天就请假从威远过来，坚决不同意，守着我大哭。”钟利萍说，母亲的理由是，杨晓兵比她大8岁，而且只是个工人。“如果你嫁给他，你一辈子都要在棉纺厂了。”最后，母亲使出“杀手锏”，“你回来吧，我可以托人把你调到医院。”

　　“如果在平时，听她那么一说，巴不得回去呢。可那时根本就不顾了，还一直坚持。是不是他们说的，爱情的力量？”

　　母女对峙以女儿完胜结束。1994年，钟利萍与杨晓兵结婚，双方亲人均到场祝福。

　　1995年，苦练纺织技术4年的钟利萍，通过了小组和轮班层层选拔，获得了参加分厂操作大赛的资格，被确定为培养对象。2001年，她又参加了四川省纺织行业细纱操作竞赛，获得第二名。

　　“那次，内(江)棉，自(贡)棉，川棉……每个厂着装统一，我觉得真漂亮，尤其是女工，有一种潇洒的美。也许这就是这个行业的魅力吧。”打那以后，钟利萍再也没动过当医生的念头。

　　“三级跳”

　　“分厂决定让你当丙班的副轮班长。”2004年的一天，当钟利萍从分厂厂长李世清那里得知这一消息时，“直接愣在那里了”。

　　按常理，从一个普通工人成长为轮班长，需要经历小组长、操作员等岗位的历练。她却一眨眼完成了“三级跳”。

　　钟利萍推辞了好几次，她怕跟工人处不好。后来她跟厂长说：“我师傅才是操作员，我只做小组长就够了。”厂长没正面回答，只说：“我给你3个月试用期，3个月后你还是不想干，就还你‘自由’。”

　　刚上任时，钟利萍做得很艰难，还哭过很多次。“我都不知道咋个安排工作。”她常常梦到工人不听自己的。渐渐地，她摸索出了一套方法：“工人很淳朴的，要和他们多沟通。有时宁愿自己多吃亏。”

　　“提拔她，我是担了风险的。”李世清坦言，当时不少人颇有微词。但他说：“我宁愿冒一次险。”

　　李世清早就发现，一张不清洁的机台，只要派钟利萍去，就会变得清清爽爽。车间女工多，难免有闲言碎语，但大家对钟利萍评价不错。这两点，坚定了他用钟利萍的决心。

　　一段时间后，分厂领导觉得，钟利萍的内向性格，对做好管理是个障碍。轮班例会和定期报告工作制度登场。开始是李世清点名让她发言；后来，她“操练出来了”。与此同时，分厂的讲故事比赛、看书谈心得、黑板报评比等活动，也给了钟利萍和同事们提高的机会。

　　“留人术”

　　感受到关爱的钟利萍觉得：“我要让同事们在枯燥的工作中，找到家的感觉。”

　　2008年，考验来临——内江市棉纺厂宣告破产，原厂改制为坤鑫纺织有限责任公司。

　　“真是人心惶惶，大家都拼命找出路。”一名女工记得，当时厂外墙上贴满了其他公司的招聘广告，它们开的工资最多的有两三千，远高于棉纺厂的600元。

　　稳定下来后，工人们发现，钟利萍带的乙班，人留得最齐，精神面貌最好。

　　一天，钟利萍接到一个电话。对方张口就说：“利萍，我要回来。”

　　“你怎么搞的，孩子谁照顾啊？”

　　“先不说这个，我就要回来。”

　　“你回来，每天上班要转两次车呢！”

　　“我乐意！”

　　打来电话的，是钟利萍班原来的一个同事。不久前孩子上初中，家也安在孩子学校附近。两个多月前，她婉拒钟利萍的挽留，去了家附近的电子厂。

　　“这个厂上班都是各管各，我现在人都不认识几个；管事的一天都见不到笑脸，也从不帮着点。我辞职报告都打了，回来钱少点都愿意。”最后，这名女工如愿回归。

　　乙班工人理解，同事“归去来”，是因为在班里干，“心里舒坦”。他们特别提到了钟利萍的作用——

　　一次，明知工人不够，钟利萍还是准了一名男工告假。理由是：“他从没给我请过假，我信他一定有事。”那天，钟利萍和乙班操作员林霞，替下了他的体力活。

　　一次，林霞听说一名同事的老公得了股骨头坏死，家里很少买肉吃。一问才得知，钟利萍早已定期买东西去看望。

　　钟利萍知道，要把车间变成“家”，工人们不能少了交流、互动。一次放国庆假，她把大家组织起来聚餐。谈笑中，班里两名原本有些嫌隙的工人把酒言欢。逢大假聚餐、唱KTV，遂成乙班的保留曲目。

　　但感情不是万能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留人似乎越来越难了。

　　乙班有个 80后女工，技术出色，是厂里重点培养对象，但特别爱请病假。一次她请“病假”后，知道有诈的钟利萍提着水果出现在她家门口。她颇为感动，承诺以后安心工作，并坚持了一段时间。遗憾的是，因工资太低，不久前她还是辞职了。

　　另一件事是，2009年一次人员精简时，在棉纺厂干了20多年、业绩出色的丈夫，主动选择了离开。

　　为了“名”？

　　钟利萍得到过很多荣誉，如省劳动模范、省党代会代表。记者发稿时，她正以中共十八大代表的身份，第一次到北京，走进人民大会堂。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钟利萍一家人还租住在20多平米的小房子里。她曾多次拒绝过高薪聘请。

　　中学时的好友开她玩笑：“傻得很，不走为了啥嘛，还不是为了‘名’。”她说：“我是对棉纺厂有感情。我在厂里的时间，比我跟父母呆的都长。一旦它不存在了，我不知道怎样面对。”

　　2002年参加了省上的大赛后，她对归属感的认识上升了，“觉得不仅仅是对一个单位，也应该是对这个行业”。

　　最近，她又有新的感悟。那天她坐出租车，说“到棉纺厂”。司机说，你是棉纺厂的吧？我在电视上看过你，想不到我们小地方还出这种人才。

　　多年来羞于说出自己是纺纱工的钟利萍，忽然一震。她感觉到一种力量，它超越了对单位、职业的简单认同，将事业与人生紧密相连。

　　社会上的职业种类繁多，作为从业者，人们的归属感也不尽相同。有的人享受着职业带来的各种好处，愿意死心塌地为之奉献一生；有的人不甘体制的束缚，又不敢贸然出走，终究依附于旧体制；有的人游离于基本保障之外，毫无职业归属感可言。而这些不仅与个体差异有关，也与职业类型有关，本刊梳理了四类职业归属之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