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个老问题,以习 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今年将其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把这个发展命题提到了新的高度。在这样一个国土面积占全国1.9%、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10%左右的“心脏”区域,该如何释放经济活力、激发社会创造力?
过去35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凡是经济和社会有活力的地方,政府都把手中的权力最大限度下放到基层,下放到市场和企业,下放到社会。实现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首先要实现体制、机制的协同创新。以协同性的简政放权,让作为创新科技和文化软实力国际中心的北京,作为现代产业体系中心的天津,作为战略支撑带的河北,各司其责、联袂而动。
三方的简政放权有共同遵循,就是法治化。一则“法无授权不可为”,讲的是把政府的权力关进笼子里,二则“法无禁止皆可为”,讲的是最大限度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京津冀协调发展的活力能不能充分释放,很大程度取决于能不能依法推进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能不能拥有良好的制度与秩序。
制度协同创新,一方面要协同治理,推动能源结构、产业结构以及清洁技术调整,一方面还要平衡京、津两个超大城市与河北中小城市之间的经济落差,促动落后地区的节能减排、绿色转型。当京津冀三地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均衡时,人口资源的畸形集聚也会得到有效分解。比如在长三角,上海扮演着龙头地位,拉动周边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不断便利、发达,而在大珠三角地区,广州、深圳、香港三大都市之间的分工合作也越来越成熟。京津冀的一体化、协同化,要求三地重视交界处的新城建设,合作共建专业的医疗中心、职业教育和培训中心、休闲会展中心,把特大城市的人口引向田园小镇。
北京的创新研发资源居全国前列,技术市场交易额已占全国40%。天津的产业也呈现出高端制造和技术密集的特征。相比之下,河北正在积极打造的现代制造产业带,是京津冀能否实现协同创新、增加新动力的关键尺度。需要在“比较劣势”的领域发掘国际竞争新优势,把“走出去”与“引进来”更好结合。过去多是引资本、引人才、引技术,下一步的“引进来”更应重视引制度,对比国际高水平的创新环境和创新制度,打造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突破口。
关于京津冀的一体化,我们需要做的还有很多。比如统一的市场体系建设问题,如何让三地的商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互联互通、畅通无阻。再如,中关村、滨海新区、河北的各类工业园区,如何合作形成新的增长极。还有,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依然有所欠缺,这方面需要建立统一的准入制度,在负面清单基础上让各类主体平等进入。实施京津冀一体化大战略,必定要求实现三地制度协同创新,打破一亩三分地,为了共同的目标,付出共同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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