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责编：renyi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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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资料显示，我国农业科研投资强度(即农业科研投资占农业GDP的比重)为0.77%，同期全国的科研投资强度为1.7%，农业科研投资强度的国际平均水平是1%，发达国家一般为3%～5%。据调查，我国国家级农业科研院所项目的稳定支持经费仅为20%～30%，科研拔尖人才、骨干科研人员疲于急项目、揽活干、应付各类检查等。直接从事研究的时间比以前减少了23%。由于研究条件差、待遇低，近几年每年一些农科院所的科研人员流出率约为职工总数的3%～5%，而且大都是副研究员以上的科研骨干和技术后备力量。现在我国每年有7000多项农业科技成果问世，但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仅占40%左右，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可以达到80%以上。国家部委、科研单位、项目实施组织间分工不明确，经常出现课题重复、经费使用效率不高的情况。由于农业科研周期较长，现有的科研管理体制难以确保农业科研项目的连续性。
自国内种业市场开放以来，跨国种业公司纷纷来华开展种子业务。美国的M公司、X公司等外资企业利用与我国高校和科研院所合作的机会，大量搜集我国优异的种子资源，凭借其农业研发技术和强大的创新能力，对种子进行筛选和改良，迅速占领我国的种子市场，摄取巨额利润。例如，美国X公司俨然已成为中国种业市场的“大鳄”，该公司的玉米品种“先玉335”，4年时间就占据了吉林较大市场份额，靠的不是别的，正是科技创新和研发投入。国外跨国种子公司的研发投入一般占到销售收入的10%左右，有的高达15%～20%。反观我国，拥有研发创新能力的国内种子企业不到总数的1.5%，绝大部分企业研发投入占其销售额的1%，有的企业还达不到这个数字。
农业科技怎么推广到田间地头呢?计划经济时期，我国曾经建立起了较为完备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从科研单位到各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一直到县、乡、村，曾经对农业技术的迅速推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原来乡镇的各种机构很健全，俗称‘七站八所’，包括兽医站、农技站等，1992年以后农业生产资料市场放开，这些站所就慢慢都取消了。”农技专家李某对记者说，“一家一户耕作的小农经济，是我国农业的基本国情。需要依靠大量农技人员来指导农民精耕细作，提高农业产量和质量，然而当前基层农技推广的情况却不容乐观。”
“农技站普遍‘三无’，搞农技推广难呐!”翁源县龙仙镇的乡间小道上，刚给农民做完技术指导的镇农技站站长索性停下摩托车，跟记者细谈起来，“我们站有四个人，但是连办公室也没有，只能到镇政府蹭别人的办公桌用;平时下乡镇农技推广也没有车，只能自己掏钱买摩托车走村入户;而所谓的试验示范基地、仪器设备更是想都不要想。虽然现在基层农技推广人员实现了定编保收，但却处于‘有钱养兵，无钱打仗’的困境，我们全县一年的农技站工作经费只有5万元，分配到那么多乡镇，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了。平时搞农技推广都要自己掏钱，如果不是对农民有感悟，很多人早就偷懒了。”
50岁的王颖，是泰顺县某镇的畜牧兽医员，早在8年前，她就被镇里派到镇下属的一个村里当驻村干部，主要从事计划生育、征兵等工作，畜牧兽医员的工作现在只能当副业来干了。据调查，泰顺县乡镇农技人员实际在编328人，仅有47人专职从事本职工作。该县在编的乡镇农技人员中40周岁以下的仅占实际在编人员的39.6%，其中，新近招聘进来的年轻人员，有的因为专业不对口，无法很好提供服务，有的到岗几年后不是改行就是调走。一些不具备农技从业资料和能力的人员，也被安排到乡镇农技推广站工作。该县乡镇农技人员中，初、高中文化程度占48%，中高级职称仅占13%，一人员虽然参加过农校培训，但接受新知识能力差，跟不上农业结构调整步伐。如泰顺县动物卫生监督所检测室新引进的一些先进仪器设备，因为没有相应的人才而发挥不了作用。
2.联合国粮农组织和经合组织于今年6月初联合发布的《2013～2022年农业展望》指出：“在经济快速增长和资源有限的制约下，中国的粮食供应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依靠全球农业市场是一种方法。但要满足每年超过6亿吨的粮食需求，中国必须维持主要粮食作物的自给率。“中国人的米袋子必须掌握在自己手中。”2013年4月，中国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在博鳌亚洲论坛“粮食安全”圆桌会上表示：“中国主要农产品供应充足，价格总体稳定、水稻、玉米和小麦三大主粮的自给率达到98.1%，应该说13亿中国人的饭碗还是牢牢地端在自己手里。”
1978～2012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增长了93%。过去的9年，粮食生产的弧线始终上扬，如无意外，今年将会出现“十连增”的丰年奇迹。“这在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中国在生产能力的增长上是有把握的。”50年代出生的某社科专家感慨地说，“这在过去难以想象。毕竟，关于饥饿的印象，从未从我们同龄人的记忆中抹去。”然而，即使是在丰收之年，以及粮食安全状况最好的时期，这位专家还是忧心忡忡地提醒“未来业的任务仍将非常艰难。一方面农业在增长，另一方面供给的增长赶不上消费的增长。”据《中国国土资源报》报道，2003~2011年，粮食生产累计增长33%;同期消费累计增长41%，消费增速是生产增速的1.24倍。在汹涌的进城务工人群的背后，是粮食消费数量和质量更迅猛的增长，是大片大片撂荒的土地。
民以食为天，农产品价格高低关系到第一个人的生活，农业对物价稳定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我国消费品物价指数(CPI)中食品构成权重一直较高，食品价格上涨对CPI的高低有很大影响，农产品价格几乎是整个物价的“晴雨表”。在发生通货膨胀时，食品价格对整个物价的影响在60%~80%。农产品价格上涨，会导致工业品等价格上涨，加上运输成本增加等一系列的价格传导效应，会使国家消费进入动荡状态。
3.“土地失控!”某著名杂交水稻研究专家说，“这些年中央以最严厉、最严格的政策来保18亿亩耕地红线。但到了县级再到乡镇和村一级，情况并不那么乐观。这些地方大多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的需要搞城镇化、工业化，最难控制的是村这一级，尤以经济发达的长三角、珠三角为甚。”如今，从苏南、苏北、浙北，一路高速公路过去，已经看不到连片的1000亩以上的农田，而这一切就是在最近10年发生的。10年前，那里还是连片的万亩良田。现在，良田都变成了房子。很多人问这位专家：“你们这样种田，一亩田有多少收入呀?”他如实回答;“我们种水稻一亩只有700块利润。种一亩花卉利润是8万块，种蔬菜、水果一亩利润8000块，工业的利润则是百万千万计，我干到了今天，竟连一套房子也买不起。”
“GDP增长再快，引进的投资再多，如果百姓的吃饭都成问题，那大家肯定不幸福。”有全国政协委员说。但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农业大国，现在却有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了滋养他们的土地。什么时候，在土地上耕作，成了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营生?在2013年的今天，我们仍然时时想起19年前美国学者布朗提出的那个曾经轰动世界的命题：谁来养活中国?
国家无粮不稳。如果农民没有生产积极性，宁可远离家乡到城市打工，也不愿在家乡种地、喂猪、养鸡，那么我们的农业将会不稳。农业不稳，其他都将不稳。专家指出：“基本的口粮如果有10%的不足，社会可能会出现动乱;如果有30%的不足，那就完全乱掉了。”推进新型城镇化，中国不能不将粮食和耕地作为根本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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