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寿炎
今年教师节前夕,两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分别获得百万元重奖。北京理工大学向两院院士、著名雷达系统专家王越先生颁发“终身成就奖”和100万元奖金,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则向中国首驾无人驾驶飞机“北京五号”总设计师文传源先生颁发了“立德树人成就奖”和100万元奖金。据报道,两位教授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重视热爱教学工作。王越先生已经86岁,仍在坚持给本科生上课。已是百岁老人的文传源先生始终坚持在教学科研第一线,以不服气、不服老的精神带动学生不懈进取。
对于大学和大学教师来说,如何处理科研和教学的关系始终是一道难题。处理好了,两者就能互相促进、相得益彰;处理不好,两者就有可能成为一对矛盾,顾此失彼。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在我国,长久以来,教书育人一直都是教师的最大本分。然而,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后,拿这句话来定义教师已经失于片面。尤其是对大学教师来说,仅仅教书育人已经不够,还要有科研创新的能力。现代社会的知识、信息和技术高度密集,大学除了培养学生之外,还是生产知识、产生思想和创新技术的地方。大学教师置身知识和学术的最前沿,除了教书之外,贡献更多的新知识、新思想也成为其基本职责要求。尤其是对于一些研究型大学来说,如果教师不具备科学研究的能力,拿不出专业领域内认可的科研成果,那么这样的教师也很难被认为是称职的。
可见,大学教师重视科研,这一点并没有错,而且十分必要。但是,重视科研不能以牺牲教学为代价。如果绩效考核和评价标准过度倾斜于科研,那么教学的价值就会被消弭,教师花在教学方面的时间精力就会受到挤压,大学教书育人的职能就会受到削弱,最终也会影响科研的可持续发展。
从现状看,一位年轻教师因为发表一篇权威论文就能获得巨大资源,这样的新闻并不鲜见。但像前述两位老教授这样,因为教书育人的成绩获得百万元奖金,这种新闻就比较少见了。同样,在什么级别的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就能评什么职称,这在职称评定机制里有着明确的标准和通道,但因为教学成绩出色而获评职称,就往往是没有规定可循的破例之举。我们欣喜地看到,这种情况正在改变。最近,南京理工大学推行职称改革,教师只要教学成绩突出,即使没有论文也能评上教授。这一举措成为业内热议的新鲜事,恰恰说明这种做法属于“小众另类”。在更多的高校里,“唯论文马首是瞻”的格局还难以撼动。
重科研、轻教学现状的形成有很多原因。在现实中,因为论文数量、期刊级别容易量化考核,可以互相比较,因而往往成为学术研究领域的“硬通货”,在评估大学实力和教师绩效时候容易被采纳。与此相比,教师给学生上课的教学质量很难量化考核,也很难拿来直接比较,所以在考核评价机制中,就往往由于难于操作而被弱化。可见,要扭转重科研、轻教学的现状,当务之急是要健全完善大学教师的考核评价体系。比如,将教师教学的时间、教学质量纳入考核范围,为教学型教师提供专门的考评渠道,使他们获得有别于科研型教师的职称上升通道。只有这样,才能一方面激励大学教师勇攀科学高峰,另一方面也重视教学、倾心于教书育人,实现科研与教学的双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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