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基层工作应以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为主

　　2010年9月17日至18日，由中共深圳市南山区委、南山区人民政府、中国社会学学会、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人文学院共同主办、国内社会管理领域权威专家云集的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研讨会在麒麟山庄召开。

　　与会专家在研讨中认为，深圳在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上不断创新探索，涌现出以“桃源模式”为代表的新形势下基层社会管理的好经验、好做法，值得深入归纳、总结和推广。

　　桃源街道提出，坚持科学发展，以基层党建为核心，以一格三员和信息化为手段，以和谐建设为基础，以社区服务中心和综治信访维稳中心建设为平台，当好和谐社会示范区，加快建设最适宜安居、创业、发展的科教新城区。以“科技+管理”、“精细化+服务性”为特色的桃源基层社会管理经验，破解了当前国内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中面临的突出难题，开创了我国城市政府治理与大社区自治有机衔接和良性互动的可行性路径。

　　“远学新加坡、近学桃源街”，是深圳市委市政府对桃源街道社会管理成绩的充分肯定。在实践探索中，桃源街道创造性地将基层社会管理与党建工作和高科技结合起来，创新了社会管理的思路和方式，引起国内社会管理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

　　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专家们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桃源经验深入探讨，交流各自的体会。专家们认为，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工作中，基层政府的工作重心应以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为主，将维护和增进公民合法权益放在第一位，促进社区资源整合，更好地实现政府的管理职能。在维护稳定和建设和谐社会的工作中，应更好地发挥民间组织、志愿者团体的作用，将这些社会力量进一步纳入到基层行政管理中来，以减轻政府管理压力，实现群众自我管理。探索基层管理体制创新的集约化，引入科技手段和先进管理经验，降低社会管理成本，提高在国内大面积推广的可行性，发挥桃源模式的典型作用。

　　【嘉宾发言摘要】

　　肖中舟(深圳市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桃源街道办在基层管理创新中积极探索，引起了深圳市委政策研究部门的长期高度关注。自主创新和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两大主题，是深圳对广东省委提出的重大课题。桃源街道在社会管理创新上的实践，经验非常鲜活，如果能够运用到深圳，推广到全国，将十分有意义。这就需要理论界在现有基础上加以提炼，并提出建议和意见。

　　纪玉祥(原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秘书长)：中国城市化在世界历史上也具有深远意义。但这一过程也带来了城市化管理的问题，例如桃源街道提到的四个问题：低端企业多，劳资矛盾突出;城中村多，安全隐患大;新住宅区多，物业纠纷多;重点建设项目多，拆迁多。我认为这四大矛盾都是城市化建设中的问题。只有进一步推进城市化、靠发展才能解决。

　　总结桃源经验，重在总结其精神。比如桃源街道演示精细化的时候，我们看得出网络化管理投资是比较大的，在中西部地区推广有难度，但精细化管理的精神很重要。再比如和谐企业工作室，精神就是管理要前移，要把握苗头。这就是精细管理。国家对深圳的城市定位上升到全国性经济中心城市和国际化城市，对社区管理也因此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希望桃源街道的经验能为全国提供借鉴。

　　李培林(中国社会学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今天这样的研讨会，过去我们和地方参与主办只是到市一级，从没有和区一级合作，更没有对街道的经验专门讨论。事实上，很多重大经验都是从基层经验开始，我们也应该走这样一条路子了。

　　桃源街道是一个基层公民社会的典型，在广东也具有代表性。建设公民社会，需要围绕具体的事情化解矛盾，探索不同于市场规律的经验。社会治理方面要建立新的机制，探索非盈利组织的运行，为搞好社会管理，探索新机制。其他城市应像深圳这样大胆学习新加坡，建立一条低于政府成本的社会。深圳则要发挥当年搞市场经济改革那样的胆识、魄力，在探索社会管理上更大胆一些，在基层管理上获得新的经验。

　　于长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北京大学深圳研究院人文学院副院长)：桃源街道是个浓缩版的深圳，浓缩版的中国，里面既有工业园、大学，又有廉租区，还有商业区等等。这就决定了解决突发问题的状态。解决问题变成了应急的救火队。一线基层干部面对现实，解决问题要受时间限制，需要当场决策，注重实效。在这种情况下，工作态度就显得更为重要。工作责任感决定了服务成效，桃源街道的经验表明，这里的领导干部和一线人员具有这样的精神，这个经验很重要。

　　杨宜勇(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所所长)：桃源街道开好了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新局面。桃源的特点是自上而下，靠政府派出机构的不断向下延伸、对接，通过一些公益性岗位，过去没有人做的工作做得非常细致，实现了精细化。桃源街道在社会管理方面总结经验，进一步创新非常必要。

　　桃源街道在社会管理上加大高科技运用，推广一格三员，是很好的经验。我认为，未来的重点可以考虑建立一个自下而上的社会管理机制，大力培育社会组织。深圳的三十年是一个转变的三十年，深圳的建设由过去的经济建设为主正转变为社会建设、文化建设齐头并进的特区。社区建设要创新，要建设无上访、少上访的社会，目的是建设全面协调、持续发展、社会和谐、人们共同富裕的社会。

　　沈原(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桃源街道有着中国当代关系中大部分关系。在桃源碰到了城乡关系，劳资关系，官民关系。这些关系如果处理得好，将形成对全国有益的经验。我认为，社会管理模式在全国推广，须是低成本的治理，如何降低成本达到有效程度，非常重要。

　　经过三十年改革，中国社会城市化、都市化、信息化发展迅猛，经济社会生活日常复杂，对社会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认为，通过社会建设达到有效治理是现实的。社会学理论上关于社会两个理论，一是面对市场建立社会，这个社会就叫作能动社会;另一个面对国家建立社会，这是我们讨论的公民社会。我们建设社会将能动社会和公民社会放在一起来做，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当前通过调整劳资关系建立公民社会，二是通过公民参与，发展社会组织推进公民社会。从历史经验分析，社会建设的推向深入，能够实现长治久安。

　　蔡禾(中国社会学学会副会长、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院长)：桃源街道的经验具有普遍推广的价值。桃源模式从政府能力建设的角度看，是一个政府总揽，体制下延，管理精致化的架构，是一个政府在办事，对街道的经济能力和精力要求很高。一格三员和社会工作者专业化和激励机制值得研究。此外，利益协调机制的建立，有助于弥补人情化管理的不足，特别是集体权益纠纷增多的情况下，更需要尽快培养这样的机制。

　　桃源的好经验在于，基层社会管理目前着重提高政府的管理能力。下一步，还可以考虑如何通过社会建设，形成各种各样的组织，以此推动社会管理进步。桃源街道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蒲宇飞(国家发改委国家信息中心综合部副主任)：桃源模式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动态网格、有机链条”。网格通过几个机制动起来，一是动态网格，无缝对接;二是动员机制，将社会组织融入社会治理结构;三是协同机制，将所有的社会管理参与者纳入，实行三级五分类;四是制衡机制，将协管员、督察员、管理员协同过程纳入制衡设计;五是激励机制，形成考核奖惩办法。

　　政府职能包括“经济调解、市场监管、公务服务、社会管理”，也就是将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区分开，而桃源将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融合在一起。某种意义讲，对于一个街道、一个基层，社会管理是你的权，公共服务形成责，桃源形成了公共服务的责，然后从公共安全的维护、矛盾的调处、利益的协调形成社会管理的模式。桃源的社会管理链条将起点放在公共服务上，也是很重要的特色。桃源的公共治理很有特点，将各类民间社会精英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通过协作方式将其纳入到政府的外围，协同参与社会管理。

　　孙宽平(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桃源经验的意义在于，随着社会转型，原有单位化、行政化管理组织模式和行政模式已经滞后，在如何组织有效的管理方面，桃源做了一个积极的探索。桃源经验运用精细化管理、分类化管理，对现代社会的多样性矛盾管理作出了积极探索。此外，目前基层组织、管理机构的整合，存在政府如何主导、社会如何协同、公众如何参与等问题，桃源有一个积极的探索。

　　中国缺乏能够承担社会管理作用的公民自治组织，桃源街道发挥政府作用，抓活队伍建设，发挥党组织优势，既强化管理又强化服务，值得好好吸收总。网格化管理，将优势资源整合起来，形成总体动员总体管理，桃源经验在现有格局中具有现实指导利益。将政府主导及政府为主的管理向社会参与性治理的过渡中，桃源制度具有很好的发展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