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进入立秋，北京依然烈日当空，酷热难耐。游客及市民采取各种方式遮阳防晒，远处的建筑工地上，依然有人顶着酷暑劳作。

　　“哪有高温津贴?连口绿豆汤都没的喝。”北京市朝阳北路某小区内，一名中年保安冲记者连连摆手。正值中午，烈日炎炎，他身上的保安服已浸透半截。“在这儿就是你‘爱干就干，不爱干就走’。”这名保安补充道。他身后，是一个4平方米左右的值班亭，一台风扇正不断摇头，送来股股热风。

　　这名保安也许并不知道，2012年，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原卫生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华全国总工会等4部门曾联合印发《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其中规定，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摄氏度以下的，应当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并纳入工资总额。

　　此外，今年7月初，前述4部门也曾再次重申发放高温津贴的规定。另据记者查询发现，事实上，自2007年以来，全国已有27个省市制定了高温津贴的地方标准。若按北京市的地方标准计算，这名保安应该在6、7、8三个月拿到每月180元的高温津贴。

　　然而，现实的情况是：高温来了，很多人的津贴却不见了。

　　“缩水”“不见”的高温津贴

　　就在前几日，“高温津贴”的话题还在山东某高校的校友微信群里炸开了锅。有的人高调“炫富”：“一次性发了一年的，有700~800元呢!”但也有人抱怨：“工作7年，从来没有发过。”

　　记者调查发现，即便在同一家公司，不同部门之间也会有差异。一名在某制药公司工作了13年的工作人员就向记者吐槽：“合成研发部门每月发200元，连发3个月，但像我们这种分析部门、后勤部门，就啥都没有。”

　　类似拿不到补贴的现象，并非个例。中国青年报记者查询发现，大谷打工网曾对符合领取高温津贴标准的人群进行过一次调查，并发布了《夏季基层打工领域高温费调查报告》。调查显示，2012年，广州地区74%的受访者称未拿到高温津贴，而在东莞地区的调查中，这一比例就更高，达到82%。此外，2013年，南京地区的被调查者中，未能领到高温津贴的有69%。值得注意的是，领取不到高温津贴的人群中，又以快递员、建筑工人居多——这正是露天工作的两个重要人群。

　　而另一些人，即便拿到了高温津贴，却可能还是“缩水版”。比如微博网民“Ceci兮兮”就质疑：“我的老板把一部分的工资空出来当高温津贴，还分开两次发放!”

　　此外，记者还发现，不同性质的企业，差别也很大。一名私企工作人员就表示：“原来在一家小国企干时还发过，后来跳槽到私营的游戏公司，就再也没见过这高温津贴。” 而一名外企职员则告诉记者，公司的工会统计高温天数后，按每天20至30元的标准发放。而这个日均标准，已经高于各省市的平均水平。

　　上述情况，跟广州大学某课题组于今年6月发布的调研报告《广州地区高温补贴的实施现状调查及对策研究》基本一致。调查显示，在广州地区，在国企工作的受访者中，有近92%的人领到了高温津贴;而在私企工作的受访者中，仅有约43%的人领到过。另据新华网报道，在人社部7月24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人社部发言人也表示，高温津贴的发放情况是“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好于民营企业，大中型企业好于小微企业”。

　　高温津贴足额发放为什么这么难？

　　国家部委三令五申，媒体年年报道，为何高温津贴足额发放还是难落实?

　　在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和研究中心主任黄乐平看来，问题的根源，出在劳资双方的地位不对等上。他认为，在室外露天体力劳动领域，劳动力总体上“供大于求”的状况，并没有发生根本转变。“用人单位不会因为不发高温津贴而雇不到人，也就可以放心大胆地‘省钱’”。

　　此外，黄乐平认为，相关工会的作用也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工会部门虽说是工人的‘娘家’，可以帮工人维护权益，但现在的维权力度有限，不足以扭转整个状况”。

　　违规成本低，也在客观上导致了现在的结果。记者查询发现，对于不按规定发放高温津贴的企业，许多省市都有相应的处罚规定，但处罚额度并不高。以广东省为例，劳动者如果没有拿到应得的高温津贴，可以拨打12333热线电话举报，但企业可能面临的最高行政处罚仅为1万元。

　　另一方面，黄乐平表示，针对不按规定发放高温津贴的企业，虽然有行政处罚措施，但执法部门一直是“雷声大、雨点小”。

　　“对劳动保护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应由人社部门的劳动监察组织来做，但事实上，因为往往还有更大的案件等着他们来处理，导致他们缺乏余力对此进行监督检查。”关注劳工问题多年的中山大学法学院讲师黄巧燕表示。

　　“人手太少了，根本管不过来。”重庆市人社部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也告诉记者，他们不会专门为高温津贴的执行情况而进行监督检查。

　　此外，劳动问题专家、北京大学客座教授梁智还告诉记者，劳动者自身对高温津贴的关注度比较低，也是此项补贴“难落地”的原因之一。“因为数额太少，很多人都忽略掉了。”梁智说，当自身权利受到多种侵犯时，劳动者往往会优先选择更大的事情去维权。“而且，一些劳动者肯定会考虑，如果就不多的高温津贴向老板‘维权’，自己工作还能不能保得住?权衡下来，往往就算了”。

　　黄巧燕也告诉记者，在她的调研经历中，并未听说有工人会专门为了高温津贴去跟老板争取，至多只会在发生其他劳务纠纷时顺带提出、一并要求补偿。“在一些地方，工人的欠薪问题还没有很好地解决，怎么会关心高温津贴?”黄乐平说。

　　发放高温津贴对企业也有利

　　那么，高温津贴不能足额落地，是不是就无计可施?

　　黄巧燕表示，符合发放条件的劳动者如果想找用人单位要回高温津贴，可以申请劳动仲裁或去法院起诉，“得到支持的几率会很高”。

　　记者查询发现，多个省市也给出了高温津贴的申诉渠道，如劳动者可以到劳动监察机构、仲裁机构投诉。

　　但黄巧燕也提醒，劳动仲裁虽然免费，时间成本却很高。“很多人会因为这些有形的、无形的成本，最终选择放弃。”她说。

　　黄乐平则认为，应该让企业明白，减少劳动者高温作业的时间、给高温作业的劳动者提供必要的劳动保护和福利待遇，可以大大减少工伤事故，这样对用人单位也是有利的。“这可能比告诉企业‘不发高温津贴是违法的’，要更有效”。

　　在梁智看来，高温津贴“落地难”不能把板子全打到企业身上，“毕竟它是一个趋利避害的主体”。他提出，政府应该在这方面作出更多努力。“比如，加大对相关规定的宣传力度，提高劳动者维权意识，并对违规企业作出切实的处罚”。

　　在一些发达国家，对劳动者权益的宣传让他印象深刻：在一些出租车、公交车的广告位上，贴的不是商业广告，而是由当地政府张贴的关于劳动者权益的几条重要规定。梁智认为，这样的形式，可以随时提醒民众知晓他们作为劳动者的权益有哪些。

　　“对劳动者的保护，不是放在口头上的。”梁智说，“如果有法律而没有执行力，那就只是给大家摆了一个花瓶。其实，只要监督到位了，就能贯彻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