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工人才跟不上扩张速度,社工薪酬低,对社会服务缺乏长远规划,都是导致社工发展受限的原因。
社会工作应该是一种通识教育,带着这个专业的价值观、方法论,社工可以到政府部门、企业社会责任部门、基金会、公益机构等全方位地就业。
如果中大能抓住此次机会往研究领域深入,率先走向研究型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位于广州中山大学的小公寓内,罗观翠正忙着招待客人。刚刚从政府部门的会议中抽身,她略显疲态。作为社会工作知名学者,香港人罗观翠一直坚持着“香港4天,内地3天”的生活。自2002年起,她开始往返内地与香港两地,原本只想尝试两年的内地学者生活,眨眼已度过十五年。
两个月前,中大宣布决定,她参与创建发展的中山大学社会工作本科专业2017年秋季将暂停招生,持续16年的中山大学社工本科遭遇裁撤。中大校友、老师纷纷发声,表达对这个决定的遗憾;社工就业率低、认同度低、学校的行政化思维,种种猜测出现在知乎、微信以及媒体报道中。纷纷扰扰的讨论中,社工专业教育的诸多问题被推至台前:中大社工本科暂停招生究竟折射出哪些问题?社工专业前景将会怎样?
“不用这么灰心。”年近七旬的罗观翠对此保持淡然,如果你愿意接受朴素一点的生活,有助人的意愿,那社会工作仍然值得投身。
负面信号?
突如其来的一条教学会议通知信息,令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教师李岩(化名)预感不妙。
自2016年12月开始传闻称中山大学将裁撤一批本科专业,以调整专业结构。社会工作系老师们做了一系列工作以保住这个开展近16年的专业。
2017年3月开始,学校组织开展为期近两个月的本科专业办学水平评估。评审专家通过各项打分对社会工作专业表示认可。所有老师都松了一口气。
没想到事情急转直下,2017年5月5日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召开座谈会,宣布暂停中大社工本科招生。当天下午,一则中山大学老师“社工本科停招,硕士保留”的朋友圈截屏被疯转,中大社工系校友、中大学生、社工行业人士,信息传播的圈子逐渐扩大。
“沮丧、有点小愤怒。”作为第一届中山大学社工系毕业生,黎玉婷如此表达看到这则消息时的感受。5月7 日,该校社工专业的57名校友联名致信校长,请求保留社工本科专业。同时他们希望设立基金会以支持仍在读的社工专业学生实习交流。
随后中山大学蔡禾教授发文回应此事,认为学校将126个本科专业减少到77个,其出发点应为适应研究型大学的发展需要,在本科教育阶段推动宽口径办学。
张和清教授则撰文历数中大社工本科专业培养的人才及在实务、研究领域的行动,表达对专业裁撤一事的痛心。两位老师的对外发声使社工内部的声音得以扩散,推至更大层面的讨论。
蔡禾教授在上述文章中称“在国家大力推进社工发展的背景下,中大社工停招本科释放了一种负面信号”。话音刚落,5月16日传出广西大学停招社工本科,这使社工行业及其专业教育陷入更深的反思中。
学者领航的年代
中山大学同批被裁的18个专业里,社工专业引起的反应最大。有人觉得社工专业的人就喜欢签名募款显得煞有其事,也有人称“社工就是矫情”。
“这恰恰体现了社工专业的特性。”数位高校社工专业教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社工是助人自助的专业,本质还是追求社会公义,这些保护社工专业的行动无疑体现了学生对社工专业的认同,是社工教育本身的结果,他们感到欣慰及自豪。
对于黎玉婷来说,所谓“社会工作”的概念在她2001年报考专业时不过是香港电视节目里“有困难找社工”的台词。当时全班35人无一人为第一志愿填报社工。在校友联名信中签署名字的廖焕标当时是第四志愿转入社会工作系,全然不知道这个专业是做什么的。
我国内地社会工作专业于1987年恢复重建。在2001年,中山大学开办社工专业前,广东仅华南农业大学于1999年设立该专业。中山大学社工系开学前,只有来自北京的贺立平一个科班出身的专业教师。
中山大学社会工作系开办一年后,在香港从事社工相关工作近三十年的罗观翠辞去香港城市大学社会科学部主任一职,到中山大学开展社会工作教育。专业初创期,罗观翠与贺立平两位教授都投入大量精力摸索课程设置,与国际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接轨。罗观翠邀请香港社工界的朋友到中大访学交流,甚至上课。同时参考香港的方案,要求800小时实习制,香港社工过来做实习督导,师资力量、资源都较为丰富。
廖焕标将督导的示范称作“演绎”。他认为社会工作是读不出来的,唯有督导“活生生”地演绎,才能把书上的内容完全一一应验。
在戒毒所实习期间,督导司徒明旺一周从香港过来两天,跟随廖焕标会见案主,与戒毒所的工作人员协调他能负责的服务对象,查阅他记录的文书,细致到每个措辞的使用。廖焕标问自己的案主,“你跟你太太相处会不会有很多障碍?”案主谈话的意愿不高。督导建议,你要说“你跟你太太在谈哪些事情时候特别欣慰?哪些会特别难受”,后者更关注对方的感受,并从心理上去引导他把这些感受讲出来。
“他的每句话都体现他高深的能力。”廖焕标说,但是这位督导从来不恃才傲物,总会鼓励学生已经比当年的自己做得好多了。也因此,廖焕标与这位督导始终保持联系,如同朋友一般每年聚在一起,分享彼此故事。督导影响他的是为人处世的观念,令他学会对人平等及尊重。
“只能说当年的学生比较幸运,能够有机会认识这些资深的督导。这对他们价值观的影响是很大的。”罗观翠总结当年的学生之所以能够认同社工专业,发挥影响力,与这些动辄20年社工经验的一线人士有很大关系。
2006年10月,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深圳、广州各个机构开始出资邀请香港社工做督导,整个社工教育进入到全新阶段,罗观翠才暂停邀请香港朋友做这项义务工作。
也因这份指导文件,社会工作开始轰轰烈烈地做起来。深圳首先试点后,广州海珠区团委快速响应,邀请中山大学社会工作教育研究中心承接政府购买服务,做“青年地带”。罗观翠提出应该正式成立一家机构。当时的社会组织管理仍然没有放开,需要业务主管单位及登记单位双重担保才能成立,2005年教研中心团队曾想办机构,但没有成功。
这次在海珠区团委的支持下,洽谈半年后即登记“广州市海珠区启创社会工作发展协会”这一社会团体,成为广州第一家正式成立的社工机构。而当时的成立班底,近一半社工都是中山大学社工系毕业生。
黎玉婷在2005年毕业时,没有社工机构可供就业,同学之中只有两三人真正在一线,廖焕标则到实习戒毒所就职心理咨询师岗位。最后罗观翠决定自己筹钱,将黎玉婷和另一位学生留在教研中心,转而加入启创初期团队。启创陆续在佛山、中山、汶川、绵阳等地建立社工服务中心,开展青少年服务、长者社区关怀、医务与康复服务、社区戒毒康复服务等共六大类服务,继廖焕标后,黎玉婷目前担任启创执行总监。
与此同时,高校教师纷纷抓住政策空间牵头注册社工机构,华南农业大学的北斗星社工服务中心、广东工业大学的阳光社工事务中心、深圳大学的鹏星社工服务中心等社工机构成立。在中山大学内部,由贺立平教授牵头的“中大社工”品牌于2009年开创广州市第一家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由张和清教授带领的“绿耕”品牌则在2010年承接第一个农村社工服务项目。这段时期被认为是学者引领行业发展时期,走教育先行路径。
鸡生蛋,还是蛋生鸡?
一位曾负笈海外的中大老师提到,欧美及中国香港台湾地区有更成熟的社会工作的经验和环境。民众知道社工职业是什么,什么时候需要社工服务。“而我们则去到哪里都要先跟别人解释社工是干什么的。”
“丝网花、教烹饪、做面包”,已工作一年的社工安乔无奈地表示,居民对“社工”的印象通常是这三样。初期介入社区,社工必须要打破居民的陌生与戒备感,跳广场舞、扎丝网花这些居民喜闻乐见的活动就成了常见的介入工具,活动结束以后还要有小礼品,以吸引大家下次再来。
“活动只是载体,背后关注的仍是解决社会问题。”黎玉婷解释。同样是端午节包粽子的活动,原有的社区组织方式是买好原料,直接包就好。社工要思考的是这个社区都有哪些人,要促进本地居民与外地居民的互动,那么要分配这家人买糯米,那家人买绿豆,还有人负责现场工作。如此,培育社区自组织能力,下次才能协商解决社区中的其他问题。遗憾的是,也有社工忘记“解决社会问题”核心,使社工进一步混同于社区行政人员,“居委会大妈”。
对社会工作缺乏认识的不只居民,还有官员们。
黎玉婷发现,不是每个官员都能理解新兴的社会服务,也不是每个官员都明白社会工作处于初级发展阶段。遇到对社会工作认识不多的官员,服务购买方会不断地问为什么没有改变,我的要求怎么还没达到。
自2010年起,广州等地一改20万元内小项目试点的方式,全面推开200万元的大型综合服务项目,社工购买服务的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并在2011年将项目期由1年延至3年,为许多社工机构提供了生存喘息之机,往规范化方向发展。但是政府购买服务爆发式的增长也带来负面影响,急需消化。
首先是社工人才跟不上扩张速度。即使是发展良好的启创,268名员工中,具备6年社会工作经验以上的员工仅有37人,三至五年年资的有95人。整个团队非常年轻,一半的社工都是三年以下的社工工作经验。“有关人的工作很需要经验”,黎玉婷认为社工起码需要5年经验才能算比较纯熟,否则不足以处理棘手的社会问题。
社会工作的初级阶段特征还表现在政府对社会服务没有长远规划。黎玉婷提到,早年二线城市的社会服务每年都有变化,今年推“家庭综合服务中心”,下一年推“社区营造”,新的服务频出,原有服务则会停掉,总是没办法持续开展。服务缺乏连贯性自然也会影响社工服务的积累、社工团队的能力提升。
“做了很多事情,不知道怎样讲出来”,也是这一阶段许多社工机构头疼的问题。作为服务购买方的政府需要通过评估,了解成效,决定投入与否。而现有的社会服务评估重在活动量的评估,由于缺乏经验,指标编制的不合适令广州社工界异常纠结。
在国家开放大学社会工作学院执行院长史柏年看来,以上矛盾早有显现。他提到2013年在上海浦东新区的一个研讨会上的争论。一位对社会工作有很高认知并大力推进的前政府官员指责社会工作专业院系专业价值观教育失败,理由就是专业学生的“两低一高”(第一志愿率低、就业对口率低、社工机构人员流失率高)。一位社会工作教育界的大佬起身反驳,指责政府认识不到位、投入不充分造成社会工作者工资低、待遇差,因此不能吸引更多人来报考和就业,还造成业内人士严重流失。
“鸡与鸡蛋整天在挣扎,政府说你要我给多点钱,你就要呈现效果,社工说你不给够钱,我就走人。一直在拉锯。”罗观翠说。
对于个体的社工而言,他们面临的现实更为直接。一是薪资待遇问题,广州市2010年出台的社会工作专业人员薪酬指导价位表中,入门的本科生人均工资为2800元,最高级别的社会工作师一级为6500元,被认为是提升空间不大。相较于城市高房价,社工的生活尚有一定压力。另外,政府购买服务带来的行政任务也令社工感到受限,不能体现其专业性。
学术界的反思
有学者认为,中国内地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危机从恢复重建之初就已经潜藏,只是前些年矛盾冲突没有现在这么显现。
史柏年提及1990年代中期,自己担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与管理系主任的经历,他统计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就业情况,留在社会工作相关领域工作的毕业生约有30%。作为教育先行发展起来的社工专业,史柏年可以理直气壮地以环境不完善、条件不具备等理由回应两低一高等质疑。但二十年后,仍然面对此类问题,他认为更应该借此进行自我反思。
借着国家对社工专业的大力推动,我们在短短二十多年间,三百多家大学院校设立培养社会工作者的专业,每年招生近万人,几近美国一百多年才走完的路程。在如此快速的扩张下,专业师资存在大量缺口,教材落后于国内社工发展状况,实习岗位及经费投入不足等等都值得反思。
也有人更关注学科独立性问题。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教授朱健刚强调此次事件并非就业率等问题,探讨社会工作的专业自主性问题很有必要。作为被“引入”的学科,我国的社工教育起点是专业教育而非实务发展需要,由于缺乏职业化土壤,社会工作专业一直是社会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甚至附属于哲学、思想政治教育等体系之下。朱健刚认为,社会工作应当建立相对独立的体系,才能真正支持它在实务和学术界的发展,目前学科特性不够凸显,在学术领域及实务界都易遭遇边缘化。
“警醒”与“危机感”可能是此次中大暂停招收社工本科事件带给社工教育者最大的体会。
在过去的两个月里,中山大学社会工作系内部组织数场反思会,既要加强学术研究,同时推动真正的实务落实,改进课程等等。“不是只有到社工机构工作才是社工”,朱健刚认为,目前还要改革实习机制,扩大社工学生的实习领域。社会工作应该是一种通识教育,带着这个专业的价值观、方法论,社工可以到政府部门、企业社会责任部门、基金会、公益机构,全方位地就业。国外社工的就业方向是多样的,目前国内是以社工机构为主,将自己局限于此。
“社工机构的力量比较弱,且一直是购买服务的乙方,应该有人到甲方里面去,到更广阔的天地里去。”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院院长何雪松也同意此种观点,尤其鼓励社工到政府机构任职,以扩大社工影响。
关于社工专业本科暂停后究竟该往哪个方向走,何雪松认为也不应完全以负面的眼光看。如果中大能抓住此次机会提升研究水平,率先走向研究型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美国很多社工学院也不设社工本科,以培养社会工作专业硕士为主,强调研究。中国的社工教育慢慢要分工分层分类,从纯教学走向科研为主的岗位也是一个趋势。
法国中欧城市学会召集人陈振铎则在媒体上撰文称,应当把社工专业转为职业型教育,实现招生数量和教学质量的平衡,并提供了法国的社会工作制度作为参考。
无论何种方式,最后两届学生的培养都成为中山大学社工系的重要工作。在刚刚结束的2016级学生专业分流中,共有15名学生选择社工专业,他们将接受调整后的中大社工专业教学,延续小班优势,加强师生之间的联系,传递社工价值观。
“青年人的热情会回来的,每个社会越来越进步的时候,总是有些年轻人投身在公益慈善领域。”罗观翠认为中大暂停本科招生是一个很理性的举动,社工的未来仍是可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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