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保部官员称中国未到刘易斯拐点政策强调稳定

　　人保部官员：中国远未走到“刘易斯拐点”

　　“千万不要说中国劳动力短缺，中国一年新增的上千万失业大军就能赶上欧洲一个国家的人口。”昨天，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于法鸣在北京举行的中国社会科学论坛上表示。但是，中国社科院人口研究所所长蔡昉在同一场合建议，“不要拿劳动力供大于求这一点来制定实施政策。”

　　于法鸣认为，在中国讨论“刘易斯拐点”意义不大，中国的就业政策更多强调的是社会稳定，“中国远远没有走到标志着劳动力短缺的"刘易斯拐点".”

　　所谓“刘易斯拐点”，是指劳动力由过剩走向短缺的转折点——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这一概念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在人口流动模型中提出。

　　于法鸣指出，中国劳动力没有短缺，人口峰值在2033年预计会达到15亿，占世界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劳动力资源可达11亿。在他看来，目前中国只在第一产业存在劳动力短缺现象。

　　此前，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走到了“刘易斯拐点”。曾参加了今年6月温家宝总理召开的经济形势座谈会的蔡昉也持此类观点。

　　此次论坛上，蔡昉作了主题为“中国在刘易斯转折期间面临的就业难题”的发言。根据蔡昉的研究，中国经济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中国普通劳动力已经由“全面过剩”转向“结构性短缺”，将对工资、物价、消费以及经济结构和宏观政策造成全面影响。

　　早在2007年，由蔡昉发布的《中国就业增长与结构变化》报告便指出，“中国农村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劳动力是剩余的，绝对数大约有1亿到1.5亿”这个数字并不准确。根据蔡昉的研究，目前40岁以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绝对数量只有5212万，这与剩余比例三分之一的说法差距甚大。

　　此外，蔡昉昨天还指出，劳动力市场上呈现了难以理解的现象：劳动力短缺与就业难现象并存，农民工就业易与大学生就业难现象并存，以及整体就业形势向好与就业困难群体就业难度加大现象并存等。基于此，蔡昉在谈及就业政策时表示，建议不要用劳动力供大于求来制定实施政策。

　　“经济结构转型没完成，中国未失劳动力优势”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沿海城市出现用工荒，并且导致以富士康为典型的大型制造企业内迁寻求竞争力。针对这种现象，有专家诊断为中国制造业正遭遇“刘易斯拐点”，剩余劳动力消失将迫使工资上涨，提高工资在收入中的占比。

　　复旦大学教授孙立坚昨天直言不讳地表示，他不同意“刘易斯拐点”的提法，并称沿海城市的用工荒则是暂时的现象，随着中国城市化建设不断推进，农村城市化推进吸纳的劳动力还是会释放出来，何况中国目前的经济转型还没有完成。

　　眼下的客观现实是，珠三角制造基地劳动力缺乏，大量的企业产能无法开足，这种状况迫使企业提高工资或搬迁工厂。

　　孙立坚昨天表示，沿海城市用工荒主要是金融危机来临后，为拉动内需和经济增长，中国政府启动一系列的城市建设，包括推进农村的城市化进程，这种政府主导的行为吸纳了大量的劳动力，导致劳动力在家就近而不愿意前往沿海城市打工，“但是这种变化是暂时的，等政府主导这一城市基建告一段落后，这些吸纳的劳动力还会重新回到城市寻求工作”，“目前中国的内需仍然在大城市或靠近国外市场的沿海城市，工厂搬到内陆后，如果内陆市场没有消费能力，那企业将来还会搬回沿海城市，企业会自己核算成本优势。”

　　孙立坚还表示，国外出现“刘易斯拐点”是伴随着国外经济结构转型完成，但是目前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远远没有完成。“大企业在转型过程会释放出大量的劳动力，这些劳动力会向城市的中小企业流动，中国劳动力仍然会很充足。”

　　“有人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会持续到2020年，不过对此我有质疑。”按照孙立坚的判断，这一时间应该会更长。

　　不过与专家分析不同，企业更多是用脚投票，富士康、伟创力、惠普乃至联想都计划把工厂前往内陆城市，至少说明企业目前认为沿海城市成本过高。加上内陆城市的引资需求而给予政策红利，会加速大型企业工厂的内迁。高铁等交通建设大大降低了物流成本，使内陆产品短时间内可运输到各沿海主要市场。这种内陆设厂、市场营销放在沿海等大城市市场一旦模式稳定成熟，也会在各行业有“击鼓传花”效应。

　　孙立坚称，内陆基础实施的完善会加速工厂内迁，但是市场仍会放在大城市和沿海城市市场，内陆城市消费力仍很小，“这种内迁不会使所有内陆城市都有机会，而是某几个城市集中承接了这种工厂。”他表示，目前这种全国铺开建设引资设厂要谨慎，企业对工厂选址非常严格，只会选择产业集聚地投资才会有成本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