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源知识：从国美争夺战看家族企业的治理难题

　　即便这幕中国商业豪门的大戏暂告一段落，中国家族企业未来将遭遇的公司治理方面的难题，比如，如何实现家族企业的成功转型，如何有效地授权给非家族经理层等问题，随着创业一代交棒时期的到来，可能将越来越近。今天是黄光裕家族剧看客的企业家，或许不久以后就是类似故事的主角。

　　自8月4日矛盾公开化，直至9月28日水落石出，国美的控制权之争仿佛一出精心编写的大戏，演绎了近两个月。以黄光裕家族为代表的大股东与以陈晓为代表的管理层之间，各自串联，争取媒体与公众支持，游说机构投资者，资本市场动作频频，在各个层面进行较量。此外，各色人物亦参与其中，为这出争夺大戏提供了丰富的戏剧要素，也真实还原了商业生态的复杂性。

　　控制权之争

　　在各方媒体的演绎之下，黄光裕和陈晓的矛盾，呈现出了多条脉络：管理团队的股权激励方案，黄家认为是慷股东之慨，陈晓则说是激励骨干团队所必需;与贝恩的投资协议，黄家指责是出卖民族品牌，陈晓辩称形势所迫;国美未来的发展方向，双方也各自谋划了蓝图。然而，双方短兵相接，其核心指向国美电器(行情，资讯，评论)董事会的控制权。

　　国美案例的特别之处在于，以往类似的斗争，往往暗中较劲，私下借用各种力量寻求胜出或者调停，而国美的这场争斗，则是在相对公开的环境下以近似直播的过程展开，各家的排兵布阵，你来我往，每一个重要举动都以函件、公告的方式晓示公众，其中的关键原因是国美电器是一家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公众公司，借壳于中国鹏润集团有限公司(注册地为百慕大)，受注册地百慕大法律和上市地香港法律的双重监管，存在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

　　尽管彼此的争斗激烈，然而仔细盘点整个斗争过程，黄光裕家族和陈晓都是严格遵循相关的法律规定，属于许可范围内的“规定动作”。

　　黄、陈两人矛盾公开化始于2010年5月11日，当天国美电器召开股东周年大会，由于黄光裕反对，代表贝恩资本的竺稼、Ian Andrew Reynolds、王励弘三人未获重选成为非执行董事，随后，陈晓主导的董事会宣布委任上述三人为非执行董事。股东大会的表决和董事会的委任出现冲突，大股东和董事会开始走向决裂。

　　陈晓一方的董事会，就是将三名董事的重新任命解释为“保证国美不违约，本公司须尽力委任三名由投资者提名的人士为其非执行董事”。所以，其决定一样具有一定的合法性，但必须要符合相关法律程序。而根据国美的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确实有权委任合适人选填补董事空缺，但有关人选，必须在紧接下来的股东周年大会上，重新交由股东投票委任。

　　冲突公开爆发，出现在2010年8月4日，黄光裕独资拥有并为国美主要股东的Shinning Crown Holdings Inc.要求举行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一系列动议：撤销公司今年股东周年大会通过的一般授权，撤销陈晓公司执行董事及董事局主席职务，撤销孙一丁的公司执行董事的职务，但保留他为公司行政副总裁职务，提名代表其利益的邹晓春、黄燕虹为公司执行董事。

　　8月5日，国美董事会迅速做出了回应，发布公告，决议对黄光裕先生提起法律起诉，其中包括，关于其于2008年1月及2月前后回购公司股份中被指称的违反公司董事的信托责任及信任的行为，寻求赔偿。国美起诉创始人黄光裕，常人看似有些费解，但其实也是于法有据：董事会作为受托管理机构，有权代表股东利益对于违反信托责任的董事提出诉讼。

　　8月23日，作为对黄光裕要求举行临时股东大会的回应，国美电器发出“股东特别大会通告”，于9月28日下午在香港举行股东特别大会。这次股东特别大会的主要议程，就是考虑酌情通过重选贝恩提名人选的3项决议案以及黄光裕提出的5项普通决议案。至此，对于董事委任问题的法律冲突就要依靠此次股东特别大会的表决结果来决定，其结果也就最终决定了国美控制权的归属。

　　向管理优先驱动

　　国美控制权的争夺，从一个公司事件迅速演化为公众议题，除了黄光裕以及故事本身戏剧性，更是触碰了中国文化中核心的价值伦理，比如忠与义，信任与背叛，因此，牵动了大量人群参与到道德层面的讨论。而将这场企业内部控制权的争斗，放在中国家族企业转型的大背景下，同样具有深刻的现实含义。

　　恩纳斯托。J.珀扎(Ernesto J Poza)在《家族企业》一书中，采用了“家族、管理和所有权”三个维度，去分析不同类型的家族企业。由于家族和公司的各成员在其中的位置不一样，其可能的角色定位也会不同，比如，一位兼具CEO、100%的公司所有者对待事物的看法和做法，与一位不从事具体管理，只是在企业中持有少量股份的家族成员是不一样的。同样，一位非家族性质的经理，由于家族在公司的地位的变化，其自身在家族企业的定位和思考模式也会有所不同。利用这三种分析维度，家族企业可以具体切分为三种类型导向：家族优先、管理优先和所有者优先。

　　在家族优先的企业中，家族成员在企业中具有与生俱来的优先权力，这样的企业往往脱离不了裙带关系，而事业心强的非家族经理通常也不愿意进入这样的企业工作。由于一个家族优先的企业主要是为家族而存在，因此，将企业的收入转给家族成员通常很普遍，而企业与家族之间也往往存在着大量的关联关系。相比较规范的人力资源、薪酬和福利政策之下家族成员所应得到的合理报酬，缺乏透明度往往使得家族成员得到更多，因此他们也没有动力去推进更为透明的制度管理。目前，大量中小民营企业都处于这种状态。

　　在管理优先的企业中，家族领导人会主动劝告家族成员或者不要在企业中工作，或者要求其具有在本企业外的工作经历，同时，被聘用的家族成员需要接受和非家族成员一样的绩效考评，核心指标包括盈利性、资产收益率、市场份额、收入增长和股权收益率等。报酬给付是以职责和绩效为基础的，而不是以其在家族等级中的地位。在当代中国，只有少数有野心的家族企业才有魄力实现向管理优先的企业转型，比如像大连万达、中国忠旺(行情，资讯，评论)等国内领军公司，也都有驱逐家族成员这样的故事。

　　而所有权优先的企业中，则会更为注重作为股东的利益，企业优先考虑的是在适当风险条件下的经济效益或者所有者收益的最大化，比如，股东价值、EBITDA、收入增长率等，由于家族所有者置身于红利、收益分配、股东价值创造这些短期回报充满期望的氛围中，家族愿景缺失，家族后人可能会把公司卖掉。在基本为创业一代主宰的中国企业中，这种状况还不多见，但在可预见的将来，可能大量家族企业传人会选择放弃家族事业。

　　在国美的历史上，黄光裕也曾试图推动国美从家族优先向管理优先的转型。在国美发展历史上，黄光裕的两个胞妹以及妹夫等曾担任重要角色，然而，早在黄光裕出事前，虽然杜鹃仍然担任CFO，黄就曾经试图开始主推“去家族化”，“贬黜”了胞妹去上海负责地区业务，并将日常经营权力委托于陈晓为首的管理团队。

　　然而，驱动家族优先向管理优先的转型，并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首先，家族内部成员会有反对的声音。在国美，之所以管理团队都力挺陈晓，其中一个原因被认为是担心黄光裕家族内部成员卷土重来，触及已开始的专业化进程;其次，本身亦涉及企业制度的改革，比如需要建立更为规范的制度，在家族与企业之间做更为明确的切割，企业运作更为透明化，这些从理念上往往容易接受，然后一旦触及实际掌权人自身的利益，推进的过程就会相对比较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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